经常有记者朋友问我，清华大学为什么要建科学史系？与国内同行相比，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有什么新的特点？我想，让科学史回归“为通识教育而生”的初心和本位，是我们建系办系的一大特点。
    唯有“科学通史”能达成桥梁功能
    科学史是一种“二阶”学科，是科学充分发展并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对这一结果进行系统性反思之后诞生的“高阶”学科。19世纪，科学的分科化、职业化和技术化，既带来强大的力量，也带来知识分裂和共同价值的缺失。克服愈演愈烈的知识分科化倾向，是科学史学科早期倡导者的基本哲学动机。从英国哲学家休厄尔、法国哲学家孔德，到德国哲学家奥斯特瓦尔德，均是如此。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深受孔德影响，倡导其新人文主义，试图通过科学史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设桥梁。萨顿强调，作为独立学科的科学史，首先应该是通史而不是专科史，唯有“科学通史”才有可能达成桥梁的功能。可以说，科学史从一开始就扮演着推动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角色。
    哈佛大学如今是科学史学科的重镇，这一方面是由于萨顿的长期耕耘，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哈佛校长柯南特基于通识教育理念，重视科学史课程和学科。柯南特是著名哈佛红皮书《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的策划人，也是二战后美国通识教育理念的坚定倡导者和推行者。1936年，柯南特推出了科学史博士计划，萨顿是博士导师；1940年，他又为萨顿设立了教授席位。柯南特相信通过科学史可以使学生更好地“触摸科学”（feel for science）。他让萨顿的博士生科恩协调实施这一计划，并于1947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论理解科学：一个历史的进路》（On Understanding Science: an Historical Approach）。柯南特建议在哈佛开设三门科学史课程，其中两门分别由科恩、霍尔顿教授，第三门由柯南特和库恩合作开设。库恩、科恩和霍尔顿，后来都成为科学史界最高奖萨顿奖章获得者。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声名卓著，影响远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1966年，科恩成为哈佛大学科学史系首任主任。
    摒弃分科治史担起历史使命
    最近十多年，通识教育逐步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共识。越来越多的综合大学探索在本科层面上实施通识教育。目前，我国有5所大学同时加入了C9联盟和大学通识教育十校联盟，它们均设置了自己的通识教育学院。其中，北京大学有元培学院，清华大学有新雅书院，复旦大学有复旦学院，浙江大学有求是学院，南京大学有匡亚明学院。按道理，这些学校都应该有科学史系，进而成为全国通识教育的表率。遗憾的是，五所国内顶尖高校只有北大有科技史博士点（该博士点来自原北京医科大学的医学史博士点），清华大学只拥有硕士点，浙江大学拥有的硕士点在2016年教育部学科评估之前自行取消，复旦和南大则没有硕士点。为什么在特别重视通识教育的国内名校，科技史学科发展比较慢？这与我国科技史学科的独特发展路径有关。
    与国际科学史学科为沟通科学与人文而生、为通识教育而生不同，我国的科学技术史学科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以现代科学的分科模式为框架，去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打捞相似的内容。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科技史学科发展历史的几个显著特点：第一，研究队伍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鼎盛时期有上百人编制，而高校师资力量则相对比较弱小。1954年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是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发端。同年，“自然科学史组”在中科院历史二所内设置。1957年，直属院领导的独立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1975年升级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此后一直是“国家队”。
    第二，分科治史。科学史所成立之后，下设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地理、生物、技术六个研究组。高校从事科技史研究的学者基本上也在理科院系从事分科史研究。由于分科治史，许多专科大学的科技史研究比综合大学得到了更多重视。比如，原北京医科大学的医学史、南京农业大学的农史、北京科技大学（钢铁学院）的冶金史以及诸多师范院校的数学史和物理学史。20世纪90年代高校理工科的教学科研走上正轨后，科技史在专科大学继续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而在著名的综合大学，科技史学科反而日益边缘化。等到老一代学者退休之后，遂进入难以为继的状态。比如，浙江大学20世纪80年代原有杭州大学物理系做物理学史的王锦光先生，拿到了物理史硕士点，但由于后继无人，硕士点移到人文学院，最后因师资不够被迫在学科评估之前自我撤销。
    第三，面向中国古代。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科技史学科，基本上以中国古代科技史为研究对象，与现代科学的历史、与中国高校的本科理科教育有些脱节。尽管从80年代开始，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以及西方科技史研究日益被重视，但积重难返，时至今日，中国科技史界的主要研究领域仍然停留在中国古代科技史。
    这些特征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在今日高校通识教育呼声日高的重要历史关头，科技史学科却整体失声、甚至整体衰落。我想，清华大学创办科学史系，其意义不在于在“面向中国古代”、“分科治史”诸多研究机构之外，再添加一个类似机构，而是重新认识科学史在中国当代的历史使命，回归科学史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功能。我们将重点发展西方科技史、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两个研究方向，为中国人全面理解西方科学，为中国当代的科技政策制定和科学文化建设提供学术基础。我们将大力建设科学史类的通识教育课程，争当清华大学通识教育的中坚力量。我们将充分利用学校强大优质的理工科生源，打造科学技术史本科生培养体系，既为本校跨文理的通识教育作贡献，也为科技史学科的研究生计划储备优质生源。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科学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