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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昌，博士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062；张秋生，教授，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徐州 221116 内容提要：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发育不健全，始终遭受着种族主义的影响。主流群体错误的文化心理是种族主义存在的重要基础，地缘、经济、政治因素深化了文化心理的影响。多元文化政策追求平等共存，但忽视族际融合，没能平复主流群体与少数族裔之间的文化裂隙，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建构陷入困境。华人在传承族裔文化传统的同时，应精确把握各种文化关系，深度参与澳洲民族主义的建构进程。 关 键 词：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华人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澳大利亚亚洲移民政策与亚洲新移民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1BRK002)的阶段性成果。 民族国家是近代国际关系的基础，核心民族价值观念的形成是国家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然而澳大利亚在民族主义建构中始终遭受着种族主义的影响，不仅历史上曾推行排斥有色人种的“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①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后，虽从官方层面终结了种族主义，但是仍多次爆发种族歧视事件，这说明种族主义并没有消亡，而是以新的更隐蔽的形态存在下来。澳大利亚的族际关系长期紧张，民族融合并不充分，核心民族价值观念淡薄。本文拟从文化心理角度探析多元文化政策下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建构困境。文章认为，澳大利亚没有真正实现文化转型，种族主义长期存在，主流群体文化心理单一，阻碍了民族融合，导致民族意识发展不健全。基于此论点，文章同时对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和在澳华人的文化融入进行双向反思，指出多元文化政策的制度缺陷，即：强调族际平等而忽视民族融合，没有为澳大利亚多民族融合提供可行路径；并就华人文化融入问题提出参考性意见。 一、澳大利亚民族认同建构中的种族主义问题 种族主义是一种以自我种族为中心的心理态度，信仰种族优劣论，歧视其他种族，甚至以暴力迫害对待其他种族。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种族主义历史悠久，它伴随着近代文明的发展而产生，也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畸变。二战是种族主义发展的重要节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以种族优越、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为基本表现的“旧种族主义”走向消亡，但同时也迎来了种族主义的新形态和发展的新阶段。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麦康纳海(John B.McConahay)和霍夫(Joseph C.Hough Jr.)正式提出“新种族主义”的概念。②所谓“新种族主义”，不再明目张胆地宣扬种族差异，而是转向文化方面，以文化差异问题为歧视寻找存在借口和发展空间。 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的过程。我们把实行多元文化政策之前的种族主义称为旧种族主义，它以种族优越论为理论基础，认为澳大利亚白人是优等人种，歧视有色人种，对有色人种采取隔离、驱逐、迫害等政策。澳大利亚以白种文明的海外延伸自居，在大英帝国鼎盛时期，澳大利亚也倍感骄傲，编织了属于自己的“天定命运”，认为澳大利亚是白人文明的前沿阵地，是无上光荣之事，文化坚守是澳大利亚的价值所在，有色人种是低级种族，应被排斥，甚至消失。澳大利亚早期历史上很快掀起的“黄祸”论和排华风潮以及对土著人的迫害无不是这种文化心理在作祟。种族主义者把早期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严格限定在白人范围之内，而母国文化心理又阻碍了移民的文化融合，甚至爱尔兰移民和下层凯尔特人都被蔑视，无法同盎格鲁移民享有平等地位，因此澳大利亚没能像美国那样形成独特的“美利坚”民族。在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的同时颁布的“白澳政策”，成为这种文化固守心理的顶峰。 “新种族主义”是“白澳”政策废除后澳大利亚种族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现代澳大利亚最主要的民族问题。“新种族主义”的主要表现是：1.外集团说(out-groups)。“新种族主义”者通过文化扭曲，宣扬狭隘的澳大利亚国家认同，坚持认为特定地域和文化背景的群体难以同化，没有融入所谓“澳大利亚价值观”，而且宣扬这些群体的不良行为如依赖福利过活、酗酒等。中东人，亚洲人，土著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伊斯兰教”、“亚洲”、“土著”等词汇引起他们的痛恨。2.文化差异和民族认同问题。追求并不清晰的“澳大利亚认同”概念，对多元文化政策颇有微词，认为移民群体不该保持自身文化。3.特权论。认为英国文化背景的澳大利亚人应该享有特权，白人文化理应是澳大利亚文化的主流。③ 澳大利亚学者拉克思瑞·贾亚苏里亚(laksiri Jayasuriya)通过对澳大利亚的“新种族主义”现象的研究认为“新种族主义”没有根本改变种族主义的性质，“不同点是不再按照人种上的、生理上的因素确定群体差异，而是强调文化上的和种族上的差异。”④“新种族主义”者正是主流群体文化优越论者。2001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和麦考瑞大学的四名学者通过电话采访5056名在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居住者，从实证的角度支持了贾亚苏里亚的论断。凯文·邓恩(Kevin M.Dunn)等人的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种族主义情绪最强的人是65岁以上的高龄人士。这些人出生在“白澳政策”盛行时期，以自己是“盎格鲁-凯尔特”人自豪，带有旧种族主义的显著特征。调查还显示，在当代澳大利亚，人们观念中的“种族”与“种族主义”联系非常微弱，但新旧种族主义之间联系却非常紧密，也就是说人们大都不把自己标榜为种族主义者，但是潜意识里却有深厚的种族主义观念。 经过“白澳政策”之后，种族主义在澳大利亚人民心中早已是一个彻底的贬义词，没有人会公开支持种族主义言论，但是人们对种族主义的仇视并不完全源于对种族主义的清醒认识，或者说在人们心中并没有对种族主义进行清算，他们可能只是不怎么爱用“种族主义”这个词而已。当他们认为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时，会不自觉地放弃对种族主义的警觉，成为种族主义者的支持者。而且，“新种族主义”者看起来更让人尊敬，更容易被人接受，因为他们努力宣扬的是主流群体的价值观，用“社会团结”、“民族认同”等词代替了原先刺耳的种族优劣和排外言论，更为隐蔽。但是问题在于，由于民族融合不充分，他们宣扬的所谓“澳大利亚文化价值观”其实缺乏澳大利亚特色，只是英国传统文化和普适文化的一种大杂烩，无法成为多元民族的共同认同基础，因而有学者建议，澳大利亚应完善对有关种族问题的教育，“反种族主义教育的最终目标必须超越狭隘的‘人种’概念，而要包含其他形式的归属和认同。”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