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神宗元丰七年七月，公元1084年，有一种史料记载是七月七日，骄阳似火，四野蒸腾，长江从天际流至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苏东坡的官船终于顺江而来，靠近江宁码头。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湖北黄州“安置”四年，然后“蒙恩量移”河南汝州，在与其弟苏辙同游了一趟庐山之后，他特地绕道江宁，前来拜访已于八年前隐居钟山的退休宰相王安石。
    严格地说，中国历史上粉丝最多的文人苏东坡，是经过“黄州四年”冶炼之后诞生的：之前他叫苏轼，字子瞻，他在黄州府衙的东方坡地开荒耕种，从而自号“东坡居士”；更重要之处在于，他在黄州写出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和《寒食帖》等代表作，从而奠定了自己伟大作家的文学史地位。
    迫于朝廷政治压力把苏轼贬到黄州的宋神宗，也曾废寝忘食阅读苏东坡的“黄州诗文”，身边人把苏东坡比成李白，作为苏东坡超级文学粉丝的宋神宗却说：李白有东坡之“才”，却无东坡之“识”。
    此时的江宁知府王胜之，也是苏东坡忠实的文学粉丝。
    贬谪黄州之前几年，苏轼在杭州当副市长，写有名诗《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此诗当然非常漂亮，据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考证，苏轼也颇为自负；然而，你不觉得此诗有些过于浓丽，甚至还有那么一缕文人的轻佻？
    等到“黄州四年”苏轼成为苏东坡后，与其弟游览庐山，同样是写风景，《题西林壁》的风概却大不相同——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王安石三十岁的时候，在《登飞来峰》中也写过与《题西林壁》异曲同工的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苏东坡来江宁这年，王安石六十四岁，还有两年就去世了，也已经建立起自己作为历史伟人的功业。
    “王安石变法”震古铄今。
    在完成“天下己任”之后，王安石毅然“裸退”隐居钟山，以一生清白向历史证明了一位政治领袖的完美品格。王安石的“终身政敌”司马光也承认其“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南宋大儒陆九渊曾经赞叹王安石“洁白之操、寒如冰霜”；近代政论大师梁启超，更是在其《王安石传》中，把王安石推崇为我国“三代之下”唯一完人。
    我们民族的两位巅峰伟人，终于在江宁相会了。
    王安石穿一身与钟山农民没有多大区别的衣服，骑着一头毛驴到江边迎接苏东坡。
    来不及冠带的苏东坡慌忙出船长揖而礼：“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
    王安石则拱手而笑：“礼岂是为我辈设？！”
    这一对原来的“政敌”旋即超越政治藩篱，还原成潇洒飘逸、风流千古的“唐宋八大家”——我们民族的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就这样体现在两位优秀儿子身上。
    二
    四十二年前，二十二岁的王安石从江宁出发到汴京参加科举考试，自此走上从政道路。
    王安石十六岁时随父进京述职认识了曾巩，曾巩把王安石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得到欧阳修的高度评价：“翰林岁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然而，王安石十八岁时其父突然病逝于江宁通判任上，王安石在为父守孝期间，决定放弃恃才傲物的文人生活，据其《忆昨诗》记载，他决心以两位古代圣贤“契”和“稷”为榜样，承担自己的“天下己任”。
    王安石以全国第四名的成绩高中进士。
    其实应该是状元。
    据邓广铭先生引用过的史料王銍《默记》记载：当主考官把前十名的考卷呈送皇上批阅时，是已经排好名次的——王安石第一、王珪第二、韩绛第三、杨寘第四，只是王安石的赋中有“孺子其朋”四字，也许触碰到了宋仁宗忌讳“朋党”的神经，宋仁宗很不高兴，采用汉武帝“后来居上”的政治手法，把王安石与杨寘互换，于是杨寘成了那一届的状元，王安石只得屈居第四名。
    王安石的第一个公务员职务是“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公事”。
    王安石一头扎进帝国的基层政权部门，一边积累基层政治经验，一边撰写《淮南杂记》，奠定自己日后改革的思想基础。
    第二年，范仲淹和韩琦、富弼等人领导推行“庆历新政”，然而，仅仅一年多便宣告流产失败，韩琦也被贬到扬州，成为王安石的顶头上司。
    王安石仍然“每读书达旦”，常常坐着打个盹就上班去了，有时连脸都不洗，加之不爱修边幅，其形象可想而知。韩琦以为王安石沉迷歌楼酒肆夜生活，便提醒他得努力读书，正值青春年少不能自暴自弃。
    面对上司的误解，王安石居然能不置一辩，依然潜心撰写自己的《淮南杂记》。
    按照北宋不成文的规定，只要进士及第，排名又靠前，在地方干满一任之后，便可以申请回朝廷担任馆阁之职，经常在皇帝身边出头露脸，提拔的机会自然更多。但是，王安石对自己的从政道路有着明确的自我设计：先当几任地方官，“以少施其所学”；所以，扬州三年任满之后，他选择知鄞县，当一个亲民的县委书记。
    王安石在鄞县的政绩《宋史》有明文记载：“起坡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其中“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便是后来“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的雏形：相当于官办“小额贷款银行”，在农民青黄不接之际，以农民田里的青苗作抵押“贷谷与民”，待丰收之后再还本付息；当时民间的高利贷利息是100%至300%，而王安石只收20%至30%，仅用于借贷工作的损耗与运转——二十世纪孟加拉人尤努斯办了一个类似的“穷人银行”，为此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在十六年的地方官经历中，王安石积累起极大的官声人望。他不仅深受老百姓爱戴，在士大夫中也被视为奇才，用司马光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