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就在王安石辞相归隐的第四年，也就是元丰二年三月，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这位永远的政治反对派又在《湖州谢上表》中给自己找来政治麻烦。
    苏轼在自己的诗文中对朝廷政治一直不断评论。他在杭州当通判时，后来被李约瑟誉为中国最伟大科学家的沈括，作为钦差大臣到杭州检查农田水利建设，就曾在“与轼论旧”中抄走许多苏轼诗文，回朝后又把他认为有“政治问题”的诗文笺注呈报宋神宗。
    这次在《湖州谢上表》中，苏轼又习惯性地发了几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这里的“新进”和“生事”两词是有明确政治背景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曾给王安石写过三封信，指责王安石变法是“生事”；苏东坡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又把朝廷提拔的年轻变法官员称为“新进”。此时苏轼已继欧阳修成为文坛领袖，他的《湖州谢上表》按惯例在朝廷邸报上发表后，那些正在朝廷上“生事”的“新进”们顿时成为天下士大夫的笑柄。
    于是，李定、舒亶、何正臣等变法派“新进”官员轮番上表弹劾苏轼，给他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等政治帽子。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宋神宗不得不派人把苏轼从湖州抓进御史台监狱。因汉代御史台官署内曾遍植柏树，树上常有数百只乌鸦筑巢，所以后人便把御史台称为“乌台”，苏轼此案也因之被称为“乌台诗案”。
    李定等“新进”还鼓动和挟持时任宰相王珪，全力以赴地想置苏轼于死地。
    苏轼在“乌台诗案”中曾经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被从湖州逮捕进京，在太湖上差点自杀；一次是在监狱中，与儿子苏迈约定送饭暗号，如果送鱼便是死刑信号，结果苏迈因银钱用完出京筹措，托朋友为苏轼送饭，不知暗号的朋友送了一盘熏鱼，害得苏轼给其弟留下两首诀别诗。
    在整个“乌台诗案”过程中，苏轼所属反对派政治大佬司马光等人都鸦雀无声。据史料记载，只有三人挺身而出救苏轼，一位是其弟苏辙，愿把自己的官职捐出来为兄赎罪，另外两位却都是苏轼的政敌：一位是他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另一位便是王安石。
    王安石虽然退隐了，但宋神宗给了他特殊奏事权，王安石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一特权，包括他的亲兄弟王安礼遭遇政治困厄，他也不曾向宋神宗言说半句。虽然李定和舒亶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改革派官员，但王安石非常反感这种“因言获罪”的政治斗争手法。苏轼虽然恃才自傲，但操守严明，光明磊落，是个君子。“岂有盛世杀才士乎？”据史料和宋人笔记记载，“乌台诗案，上以公疏入方决”。
    于是，宋神宗按照政治形势和惯例，把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八
    “黄州四年”后，苏东坡来到江宁。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王安石和苏东坡相聚江宁时，他们的生命都已流过“政治三峡”，显示出李白在《渡荆门送别》中所感受到的那种自由壮阔的气象与境界。
    王安石和苏东坡在钟山游山玩水、谈诗论佛将近一月。
    他们都出入自如，进退美丽，其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体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辉煌高度——两位伟人在钟山相处的日子，应该说代表了西哲海德格尔所向往的那种“诗意的栖居”。
    苏东坡还在黄州时，王安石就通过江宁知府王胜之关注其诗文写作，每有佳作传来，王安石都欣喜不已；苏东坡游览钟山所写“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也受到王安石“和诗”称道。“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正如诗句透露，王安石在文学上也非常自信，文学史也证明了其文入“唐宋八大家”，诗开江西派先河，然而，他却能以祖国山河一样的胸襟赞美苏东坡的文学才华，称“更不知几百年方能出此一个”。
    王安石的“半山园”以北不远处，有一个土骨堆，相传是东晋谢安的故宅遗址，一直被人称作“谢公墩”。王安石经常在土骨堆上流连忘返，摩挲生满苍苔和野草的“谢公墩”。当王安石带苏东坡游览“谢公墩”时，他们一定会想象着七百多年前谢安与王羲之在此登临远眺、极目长江的情景。——此时他们也可能想起《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句子：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历经无数政治惊涛骇浪的王安石，深知苏东坡的性格不适宜官场，他以肺腑之言劝苏东坡求田问舍，远离政治。苏东坡在黄州时就曾产生过归隐念头，在致王安石书信和致自己好友《滕达道书》中，苏东坡都谈起过曾想买田江宁，相伴荆公终老钟山之下；最后未能如愿，苏东坡又想过江在仪征置业，与荆公互相扁舟往来。
    离开江宁四个月后，苏东坡又作《次荆公韵四绝》，其三如下——
    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这是苏东坡历经仕途坎坷之后对王安石所说的由衷之言。这次钟山相会，正值王安石大病方愈，所以，四十八岁的苏东坡，在诗中真诚流露出对六十四岁的王安石这位孤独和老病前辈的同情与感伤。
    应该正是钟山相会，苏东坡才对王安石有了完整的理解，从而成为王安石的精神知音。
    这次钟山相会之后不到两年，三十六岁的宋神宗英年早逝，十岁太子继位，反对变法的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元祐”，起用司马光为相尽废王安石新法。然而，当废到“免役法”时，已回朝廷任中书舍人的苏东坡表示坚决反对，他对王安石变法有了新的认识，只是司马光一意孤行，气得苏东坡回到家中直骂“司马牛、司马牛”。
    朝廷政局发生了戏剧性转变，政治生态全面恶化，“元祐党人”把朝廷上的“元丰党人”全面贬谪下去，而且包括重启远谪“瘴厉之地”岭南。然而，王安石去世后，苏东坡替小皇帝宋哲宗撰写《王安石赠太傅》“制词”，除去可以理解的原因回避具体政治评价外，按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的说法，苏东坡这篇“制词”，至今仍是历史上最能理解王安石思接千载、智冠古今的宏大精神境界的文章——
    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纬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九百多年后的一个冬日，我在家检索史料，仍然感动这次“王苏相会”的伟大意义。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幽默：《宋史·苏轼传》对此一笔带过，后世儒家因不赞成王安石变法而熟视无睹，加之通俗大师冯梦龙、蔡东藩等扭曲王安石形象，直至现代仍有林语堂先生这种超级“苏粉”，在他那部妙趣横生的《苏东坡传》中，公然“替苏东坡不喜欢王安石”——两位伟人播下的本是“龙种”，他们的后人何以要收获“跳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