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和王安石参加科举考试的年龄一样，只不过晚了十六年，苏轼从四川眉山来到汴京，以全国第二名高中进士，风头比王安石更劲。
    苏轼本来也应该是状元。
    苏轼的“高考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在汴京一鸣惊人，由于主考官欧阳修怕这篇文章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便把它压为第二名。这篇文章中的典故“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饱学如欧阳修也不知道出处，事后才从作者口中知道是杜撰的。这篇“高考作文”至今仍雄居于《古文观止》。
    苏轼的第一个国家公务员职位是陕西凤翔签判。
    由《宋史·苏轼传》可知，苏轼童年曾与其母有一段关于东汉政治英雄范滂的对话，从中可以看到，苏轼从小就有一种基于正义的政治激情，从他在凤翔所作《喜雨亭记》来看，也有一种心系百姓的民间精神。但是，如果说王安石是一位大政治家的话，苏轼终其一生最多也就是一位政治爱好者。
    据史料记载，深知其夫的妻子王弗，就是《江城子》中那个“小轩窗、正梳妆”的王弗，对初到陕西为官的苏轼颇不放心，一直跟着来到凤翔。夫妻二人达成协议：凡是苏轼结交的朋友，都需要经过其妻验证通过。为了给足丈夫面子，每有新朋友来家，王弗都只是躲在内室中观察，待朋友走后，王弗才告诉丈夫，谁可以深交，谁应当保持距离、适可而止。
    就这样，苏轼仍然与凤翔一把手陈希亮搞得别扭丛生。
    陈太守是军人出身，他当年在长沙为官的时候，也曾经一口气搜捕过七十多名欺压百姓的地痞流氓。此时陈太守年事已高，与苏轼这样的风流才子相处，计较的就是一分尊重；然而，风流才子容易摆谱，这就造成了两人之间的一系列戏剧性矛盾。闹得最厉害的时候，甚至连皇帝都惊动了——多年之后，苏东坡为陈太守作传，曾表达过惭愧：“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色，已而悔之。”
    与王安石不同，苏轼在凤翔任满之后，按北宋不成文规定回到了朝廷。此时王安石在扬州的顶头上司韩琦已是当朝宰相，宋英宗知道苏轼文笔漂亮，想破格提拔他为翰林学士撰写皇帝诏书，韩琦认为人才应该一步一步历练，官场应该讲究秩序和规矩，最后苏轼只判登闻鼓院，但苏轼认为韩琦是“爱人以德”。
    四
    通过在基层充分历练和积累后，王安石三十六岁从地方回到朝廷，担任掌管全国财政和漕运的三司度支判官。
    王安石正式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改革纲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称“万言书”。王安石吸取范仲淹以“吏治改革”为切入口的教训，换成以“经济改革”为切入口。
    此时北宋立国已近百年，国势陷入“积贫积弱”困局。
    以其中著名的“冗兵”和“冗官”问题为例：宋太祖开宝年间的军队总人数是37万，由于宋太祖立下“募兵制”政策，到宋太宗至道年间，军队总人数已达66万，宋仁宗庆历年间是125万，宋神宗登基前是140万，是宋太祖时期的3.78倍——随着军队与官员人数的成倍膨胀，北宋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被“吃”光，甚至出现“赤字”。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到宋英宗治平二年，也就是宋神宗上台前两年，国家财政亏空已达1570万缗。
    宋仁宗在启用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时就已看到改革的迫切性。
    然而，等到王安石提出政治改革纲领时，与“庆历新政”失败已经相去十七年，宋仁宗已是老迈年高，心灰意冷，当年追随范仲淹的韩琦和富弼，此时虽然都是宰相，但也早已失去了改革的锐气：他们这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对王安石的政治改革纲领采取了“留中不发”的冷处理。
    王安石只有等待机会。
    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继位。英宗从身体到精神都不够健康。此时正值王安石母亲仙逝，王安石也就辞官回到江宁，一边为母亲守孝，一边为那些从全国追随而来的政治粉丝讲学，为日后的改革事业培养人才。
    直到二十岁的宋神宗登基，四十八岁的王安石才等来机会。
    宋神宗还在颍邸的时候，就已经是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粉丝。当时颍王的秘书兼老师韩维，讲课每讲到颍王拍手称快处，都会坦率地指出：这不是我的观点，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观点——终于，颍王被王安石的改革愿景震动了。
    宋神宗继位后马上就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任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并以“越次入对”的殊礼，邀请王安石到汴京共商国是，最后以“师臣”礼遇入阁拜相，推出了震古铄今的“王安石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