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资料的披露对史学研究的推动至关重要。上世纪90年代，反映康有为、梁启超及保皇会活动的一批未刊文献《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出版后，学界对康梁在戊戌后的保皇活动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值得关注的是，即将面世的《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中华书局出版）又将为学界研究康梁及其政治活动提供珍贵的新材料。这批由梁启勋珍藏的档案文献涉及民初政局及梁启超个人生活、思想，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一、梁启勋与“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
    梁启勋（1876-1965），字仲策，是梁启超的二弟。梁启勋于1893年入万木草堂读书，也是康有为的及门弟子。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时，梁启勋任编辑。1902年，他进入上海震旦学院（后改为复旦公学）。同出资建造，1929年梁启超逝世后，梁启勋及其家人一直居住于此。由于这个缘故，一批珍贵文献得以保存于此宅，并历经“文革”劫难流传至今，这就是“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的由来。
    梁宅保存下来的这批文献，有不少梁启超的手迹、稿本，亲笔书信就有241通，其中226通写给胞弟梁启勋，另有致父亲书4通，致孩子书2通，致袁世凯、岑春煊、冯国璋、外国某人、汤觉顿、汪大燮林长民、孙传芳、梁思永、罗文干书各一通。书信中最早一封写于1904年，最后一封写于1928年10月，距其去世不到三月。另一批重要文献是康有为致梁启勋的书信，总共23通，均为1905至1908年之间的信函。另有汤觉顿致梁启勋书18通。除信札外，还有梁氏兄弟的手稿墨迹，如梁启超亲笔所拟《讲学社简章》，《梁启超脱党通告》、《挽康有为联草稿》，以及赠潘若海、何擎一、高啸桐诗词、跋麦孟华诗词稿等。
    这里仅就梁启超的书信，稍作梳理，以考察其在清末民初的一些活动与思想。
    二、秘密回沪、创办《时报》
    在近代中国，对同时代读书人影响最大，所谓开一代风气者有三人，即曾国藩、梁启超和胡适。而在甲午之后的二三十年中，更无人能出梁启超之右，正所谓“三十年来新事业、新智识、新思想，是谁唤起？”（沈商耆挽梁启超语）如果按照梁启超晚年自己的设想，以一百人的专传来代表中国全部历史文化，梁本人或很可能会成为百人之一。正因其与时代关系太密，他的私信，也常能帮助我们了解时局。
    梁启超致梁启勋的家书，在家常琐事之外，多涉及国事党务。1904年4月3日（农历三月三日），梁启超在信中谈及保皇党在香港办报之事以及与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关系问题。信中写到：
    兄于正月廿三起程返港（又在船过生日）。到港住二十日（连澳门），各同门皆见。在澳亦十日，日与大人欢言，甚乐也。……兄见长者数日，长者以二月六日行，先往南洋，后至澳洲，将来欲由澳而欧，由欧而美，此亦无可如何也。同行者鲍炽也，长者以全力欲再举办此事，然成否殊难料耳。……兄至粤，岑督幕中人皆来见，张鸣岐（岑所最亲用者）且以云阶之命来询治粤方略，然千疮百孔，从何补救，实无可言也。孝怀在幕极有权，彼等皆来，谈了两日夜也。……香港《商报》现已销二千份，压过《中国报》，亦意外也。孝实、研诒二人主持之。孝高已搬机器到沪，沪报尚四月乃能出报，必甚佳也。兄到沪已十日，被擎一、楚卿辈监禁，不许出门见人，苦不可言。欲逃遁而又久无船位（因战事，日本船不行），直至今日犹在沪，尚需待三日乃能行也。
    1903年，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美洲，10月，复返日本，著有《新大陆游记》一书，刊于《新民丛报》。其后又于来年（1904年）的正月廿三起程到港，参加在港举办的保皇大会。二月末又由港到沪，因“日俄战争”，无日本船行，又因尚在清廷名捕之中，故匿居上海虹口日本旅馆“虎之家”三楼上，与狄楚青、罗孝高筹划开办《时报》各事。这封信正是此时所写。前此学界已知五大臣出洋报告多出自梁启超之手，这封信更披露出，当时有督抚之幕僚即由梁所推荐，特别是梁启超抵粤后，两广总督岑春煊与“要犯”梁启超暗通款曲，竟暗中派自己的亲信张鸣岐（后来也官至总督）前来询问“治粤方略”，难怪1907年的丁未政潮中，岑春煊被以交通康党的罪名开缺，看来并非毫无根据。
    此信中提到“孝高已搬机器到沪，沪报尚四月乃能出报”，此处所说沪报，即是稍后创立、在清末民初影响重大的《时报》。在1905年3月21日的信中，梁启超更是谈到了《时报》在上海的发行情况及各政治势力对《时报》的敌视和排挤：
    《时报》一日千里最为快意，现每日总添数十份，现已实销至七千二百余份，在上海为第二把交椅矣（《新闻报》第一）。《中外》前此六千余，今跌至三千余。豚子恨我辈入骨髓（治外法权即驳《中外》也），日日谋所以相倾陷者，但求无隙为彼所持耳。德国领事最可恶，其心殆欲尽封禁我国报纸，而尤切齿于《时报》。江督周馥亦恨《时报》入骨（因骂之）。而《新闻报》亦妒我，《新闻报》者福开森为东家，一则妒我之进步，二则因铁路档案恨我，故《时报》今亦在四面楚歌中，惟步步谨慎而已。《时报》之无龙象告白者，乃大喜事，弟未知耶。前此初开无告白，故不得不以自己的塞纸，今则告白充斥辐辏，私家的反无地可容矣。……公度逝矣，以今之时局，失此人，真可痛哭。秉三方全力运动，得数要人，欲保公度出，当日俄外交之冲，今忽得噩电，嗒然若丧也。弟闻之谅亦悲苦耶。
    信中除了《时报》的情况，还谈到对另一位维新人士黄遵宪逝世的感慨。这封信说明，与梁、黄一起积极参加湖南新政的熊希龄（字秉三）在党案解禁后，曾为黄遵宪重新起用四处活动，希望黄在日俄战争交涉事件中为国尽力，可惜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