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初的政治活动
    1912年归国至1914年，梁启超经历两年“尝试共和”的政治生活，受挫不已，常有不再参与政治而思从事社会事业之言，但袁世凯称帝之议一起，梁启超又身与政局，发起、参与护国之役。档案中存有一封1915年9月1日梁启超致袁世凯的信札，全文云：
    大总统钧鉴，敬肃者：
    启超偶撄秋暑，卧病兼旬，久阙觐瞻，空劳孺恋。近顷变更国体之论，沸腾中外，启超愚戆之见，以为兹事本已极危疑，时机尤最宜审择，今之谬倡异论者，徒见其利，未计其害，轻于发难，实恐摇及大局。窃不敢有所瞻忌，辄为一文，拟登各报相与商榷匡救，谨先录写，敬呈钧览。启超当此文属稿之时，痛楚不能自制，废然思辍者屡矣。独念受我大总统知遇之深，若心所谓危而不以告，殊乖古人以道事上之义，孟子曰：“齐人莫如我敬王”，启超此文，窃附斯义而已。伏希我大总统宵旰之余，俯垂披览，若其间有一二可采，乞凭睿虑，以定群疑。则启超虽麋顶及躯，岂云报称！扶病掬悃，言与泪俱。敬请钧安。伏惟矜鉴。
    启超拜肃。九月一日。
    附文稿一篇呈鉴。
    袁世凯酝酿帝制运动在1915年初即已显现。事实上，早在这年4月，梁启超即曾致袁氏一封长信，劝他在变更国体一事上悬崖勒马，急流勇退。但袁并未采纳。1915年8月，筹安会发布宣言，鼓吹帝制。袁氏称帝活动加速。梁启超与蔡锷联络，暗中策划反袁之事，并耐心规劝，敦促袁世凯自行停止帝制。8月21日，梁启超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交汤觉顿带京登报。这篇文章发表前，袁世凯曾派亲信赴津，试图以金钱贿赂，“令勿印行”，但遭梁严辞拒绝。9月1日，他便写了这封信，向袁世凯表明：“近顷变更国体之论，沸腾中外”，“窃不敢有所瞻忌，辄为一文，拟登各报，相与商榷匡救，谨先录写敬呈钧览”。不过，这封信是否确实送到袁处？现存的是留存底稿，还是写好后因故未能发出的原信，似乎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此次档案中《梁启超脱党通告》一文很可能亦是在此时所拟。或正是因为将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并已在谋划反袁，为避免连累相关团体，才有此通告。通告全文为：
    鄙人自进步党成立以来，被推忝任理事，自惭棉（绵）薄，不能为党有所尽力。顷已函知本部敬辞，告脱党并辞理事及粤支部长之职。此后不复与闻党事。其他无论何种政治团体皆断绝关系。特此布闻。
    此是通告底本，但迄今为止在公开的报章杂志之上，并未见到。而在1915年9月4日的《时报》上，登有梁启超一文辞稍异的脱党启事，全文为：“鄙人前岁组织进步党，被推为理事，忽忽经时，愧无贡效。倾养疴津寓，党事久不闻问，除致函本部辞去理事职任外，并宣布脱党，此启。”从内容来看，前一份通告很可能是《时报》上所刊登的通告之底稿，或是草拟底稿后，自觉（或经人提醒）措辞过于直接，转而修改，以“养疴津寓”为由，稍示委婉。
    从1915年12月16日，梁启超起程南下，从事倒袁运动，到1916年5月1日，两广总督司令部成立，举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5月8日，军务院成立，举唐继尧与岑春煊为正副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为了与冯国璋等势力协调反袁行动，梁启超于5月21日到达上海，旋赴南京。冯等乃在南京举行会议，谋劝袁世凯退位。袁氏已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然而，时论或有梁启超钻营官位、怙权贪位之传言，沪上人士颇多攻击者。他在5月24日给岑春煊的信中充满义愤，表露心迹。全信为：
    乐斋先生鉴：
    别后惘惘。廿一抵沪，小野同行，本拟小住三日即东渡。既至，乃审此间人所相视者何如。盖不问派别，万喙一声，同尼其行，因此旅沪。日人亦生疑沮。仆非敢负公诺责，然事势既不许，耿耿而已。要之，仆千万死罪，在既钻营作都参谋，又钻营作政务委员长，犹不知足，复钻营办外交，怙权贪位如此，罪浮于袁世凯宜也。仆之志事，数月来不肯语人。前在广州鸿门宴席上，发愤之极，无意流露谓我氏名三字苟利用焉而可以有益于国家者，随在可供人利用，无所顾惜。若虑吾操夺某人某处之实权、实力，请千万放心，吾非惟志愿不及此，即才力亦不逮此也，此言印泉在席间亲闻之。吾在肇庆钻营此两美缺之丑态，肇庆诸贤亦共见之，今袁逆已确成冢中枯骨，灭亡在旦夕，胸中孤愤亦已略泄。担当国事自有人在，仆可以从此辞矣。蓄志办一中学校，久而未成，今当着手。惟袁逆一日未去国，则我氏名三字仍一日甘供利用，决不肯爱惜毛羽而授敌以瑕，此所以报国亦所以酬公也。公为万流所宗，行矣自爱，翘首南望，缱绻何极。
    启超叩头。五月廿四日。
    诸贤同候。
    已有关于护国之役的认识，往往由于袁氏与护国军双方的对立过于明显，而掩盖了彼此内部的纷争。此封信除了向岑春煊表达反袁的决心，也有对人事纷争的担忧。信中所说“广州鸿门宴席”，盖指这一年5月5日，梁启超偕张鸣岐等赴广州，晤龙济光，与之交涉，希望其加入护国军，一同反袁。龙本是袁世凯重臣，时任广东将军，护国军起，于本年4月6日被迫宣布独立，但与护国军仍不友善，并在4月12日，发动海珠之变，设伏杀害前来与会的汤觉顿、谭学夔、王广龄、岑伯铸诸人。其中汤觉顿当时是梁启超、陆荣廷之代表，更是从清末以来即被梁视为心腹与臂膀。梁启超在5月不计私人恩怨，赴广州“鸿门宴”，在宴席上声明“若虑吾操夺某人某处之实权、实力，请千万放心，吾非惟志愿不及此，即才力亦不逮此也”，揆诸当时情境，对梁有这一疑虑的，或绝不止龙济光一人。梁此时再对岑春煊旧话重提，更提示此种猜疑并未减少。从梁启超这些书信来看，护国军内部纷争正多，正如梁启超所抱怨“人之难相与也！吾避世之想益浓矣”（《致外国某人书》）。因此，梁启超当时常有退隐之心，并且在护国运动尚在进行之时，便屡屡声明此役结束之后，将退出政坛，这种声明除部分表现其心境之外，更多或是为了免除护国军中要人的猜疑。半年之后，梁启超在给冯国璋的信中，却表现出了非常不同的态度，他在信中希望冯与段祺瑞共担时艰：
    两公诚肯任此巨艰，贯彻初终，则启超所能助者，决当惟力是视也。本当即趋宁承教，但守制百日，屡向人宣言，忽有他行，反滋疑议，仍须一月后始克奉诣，遗憾何如。徐君佛苏、陈君国祥，皆生平挚友，而于政党情形最熟，能代表稳健派之势力。佛苏尤为东海所器重，今特托偕叔鲁来谒，商榷大计，望推诚接洽。两君所言皆启超所欲言也。
    在护国军中，需要反复声明无意于政治，但对冯段诸人却反而能表露愿意积极参与，此种转变绝非仅仅是时机不同。盖西南地盘分立，梁启超进步党一系力量的加入，始终被疑有争地盘之嫌，遭到排挤；而在冯段所主持的“中央”，反更能以“政党”姿态参与。故护国军方面常存猜疑，而北洋方面却反能对其欢迎，两者所面对的梁启超的角色亦有不同。在梁心中，与护国军诸要人周旋或尚不如与段冯等北洋旧臣共事。这也多少解释了在护国之役之后，梁启超与曾出生入死的西南诸省关系日渐疏远，而仍选择与冯段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