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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今天的中国民俗学界而言，日本民俗学既不陌生，诸多的日本民俗学者也已经是老朋友了。但日本民俗学自其诞生以来，与中国的关系到底如何？从何时起，有着怎样的中国研究？对中国的态度及具体研究对于日本民俗学本身，对于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以至于对于日本人了解中国，以及中国人了解自身，又具有怎样的意义？本文关注日本民俗学确立初期的20世纪30年代，以其发展史上占重要位置的月刊《民间传承》、《旅行与传说》等杂志为材料，尝试将日本民俗学与中国的关系进行量化，揭示出以1939年为界，这一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事实，并挖掘相关资料，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动向，剖析日本民俗学内部存在的张力，力图客观而全面地理解这一转折所具有的意义。 关键词：日本民俗学；一国民俗学；柳田国男；中国；战争 作者简介：王京（1975-），男，湖北武汉人，历史民俗资料学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 前言 对于今天的中国民俗学界而言，日本民俗学既不陌生，诸多的日本民俗学者也已经是老朋友了。无论是较为传统的传说、民间故事等领域，还是后起但渐成主流的村落、仪式调查、以至于较为前沿的话题讨论，如公共民俗学、日常研究等，都能看到中日民俗学者共同的身影。日本民俗学会自第27届理事会（2007-2010）起增设负责国际交流的理事一职，正式开始探讨与海外民俗研究者及团体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可能性，而无论是举办谈话会、国际研讨会，还是会刊的“海外民俗学专辑”上，与中国民俗学之间的往来一直都是其“国际事业”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然而，日本民俗学自诞生以来，与中国的关系到底如何？从何时起，因何种理由，有着怎样的中国研究？日本民俗学对中国的态度及具体研究对于其学问本身，对于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以至于对于日本人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了解自身，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对于这些问题，日本民俗学的学史研究迄今既没有系统的整理，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因为这个问题在很多日本民俗学者看来，似乎是一个不成立的设问。对日本民俗学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以柳田国男为中心的民俗学，用大家熟知的一个词来表现，是“一国民俗学”。其特点是将日本全国视为一个均质的文化范围，对民俗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尽可能多的收集相关事例，进行分类与比较，并将各地的地方差异转换为发展阶段的差别，从而构筑国民整体生活的变迁史。尽管在柳田的民俗学理论逐步形成并最终确立的时代，日本已经是跻身列强的“大日本帝国”，但柳田构想中作为其学术范围的“一国”，却既不包括台湾、朝鲜半岛、库页岛等当时日本帝国的海外殖民地，就连今天来看毫无疑问应当属于“本土”的北海道也因为开发较晚、文化传统较浅而被排除在外。此外，柳田虽然将冲绳地区看作是保存着日本文化古型的宝库，但在具体研究中通常将冲绳地区与所谓“本土”区别对待。 “一国民俗学”中的“一国”既然主要指社会历史发展长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州、四国、九州等地区，那么作为“一国民俗学”的日本民俗学，自然不应该与中国有什么联系。于是在不少日本学者心目中，日本民俗学与中国的联系是80年代以后的事了。但真是如此吗？ 20世纪30年代，对于日本民俗学，是值得纪念的年代。柳田经过十多年的摸索，于30年代中期确立了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体系（《乡土生活研究法》《民间传承论》），而1935年夏天“民间传承会”的成立和之后会刊《民间传承》的创刊，标志着日本民俗学全国性研究组织的诞生。从1934年开始，以柳田的嫡系弟子“木曜会”成员为中心展开了历时3年的“山村调查”，可以说是在柳田理论指导下的首次全国规模的民俗学资料收集活动。之后，以柳田为中心的日本民俗学主流的实践活动，基本上都在“一国民俗学”范围内展开。的确，确立之初的日本民俗学，与仅仅一海之隔的中国，几乎没有直接的联系。 然而1937年起那场历时8年的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使得日本社会与中国的关系变得空前紧密。由从军作家组成的“笔部队”，从官方到民间对中国大大小小的各种社会、民族、经济调查，以及在占领地区开展的日语教育、历史教育等等，都有大量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以不同的方式关与其中。而作为日本学界，或者日本社会的一个部分，日本民俗学的具体情况是否真的如同想象那样依然严守“一国”的范围？ 为了避免在论述学史问题时常见的印象式的评论，本文尝试将日本民俗学与中国的关系进行量化。从结论而言，我们能够略带惊异的发现，大致以1939年为界，这一关系发生了较为重要的转折。而这一转折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本文后半将挖掘相关资料，以丰富对此的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