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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民俗学杂志体现的变化 量化操作需要一些统计的基本材料，就在日本民俗学史上的地位而言，“民间传承会”的会刊《民间传承》（创刊于1935年9月，月刊，1944年发行7期后停刊）当然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但为了更为客观准确地得出日本民俗学整体的较长时段的趋势或变化，我们还需要其他资料作为参照，最好它能够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最好是一本以民俗学内容为主体的学术气息较浓的杂志； 2.发行量大，在同时代的日本社会和日本学界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3.撰稿人范围较广，题材较丰富，不偏向于特定的机构或团体； 4.发行期间较长，发行状况稳定，中间没有较长的空白期。 幸运的是，《旅行与传说》恰好符合以上的条件。 《旅行与传说》创刊于1928年1月，1944年1月因战中管制主动宣告停刊，其间共发行193期，几乎是坚持每月刊行。柳田也曾提到他“在其发刊到停刊的16年中，我是一期不落地通读了的”。 该杂志最初是接受了铁道省的经费资助而得以创刊的。铁道省的本意，是想办成一本具有观光指南性质的杂志，结合当时日益高涨的观光热潮，为国民充分利用铁路做一些宣传工作。杂志没有正式的发刊词，但刊登在创刊号上的社告《征集乡土介绍、传说、民谣及照片》，实际具有发刊词的性质。
从以上的内容看，编辑者一开始就具有与铁道省不同的视野。杂志的目的是在倾倒于西洋文明的社会潮流之中，回归于日本的固有文化，并且认为这一目的要依靠“民众运动”来完成。而杂志的定位，是兼有以收集为代表的启蒙性，和以研究为代表的学术性。 创刊半年后的8月号上，刊登了柳田国男《木思石语》的连载第一回，柳田正式介入杂志的编辑。与之相应的是，杂志的征稿范围也扩大为“一切有益研究的，或是尚未为世间所知的事物”，学术气息也变得更加浓厚。以这一期杂志为开端，柳田在《旅行与传说》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如1928-1930年初以《木思石语》连载为代表的传说研究，1930年以后的故事研究，以及1933年开始的《年节活动调查标目》连载。柳田不但自己撰稿，还将中山太郎、早川孝太郎等重要民俗学者介绍到该杂志发表文章，并充分利用全国各地的人脉，计划并编辑了故事、婚姻习俗、诞生与葬礼、盂兰盆节、民间疗法等多次专题特辑。 《旅行与传说》的执笔者中，还包括折口信夫及其指导下的国学院大学的研究者，以及高桥文太郎等涩泽敬三指导下的“阁楼博物馆”（后更名为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成员，覆盖了当时日本民俗学的主要阵容。杂志开设的“交欢台”、“新书介绍”等栏目，也起到了积极介绍民俗学动向，沟通、联络各地民俗学活动的作用。 1930年的统计显示，当时该杂志的订阅者已近2500名。考虑到“民间传承会”在创立10年后，会员激增的1944年，会员数才突破了2000名这一事实，《旅行与传说》在民俗学的社会普及上所起到的作用，不可轻视。 从创刊到1935年《民间传承》创刊之前，《旅行与传说》一直是日本民俗学运动最大和最重要的信息中心。柳田门下“木曜会”结成时，《旅行与传说》的主持者萩原正德也是早期成员之一。而在1935年《民间传承》创刊之后，《旅行与传说》也是篇幅较长的民俗学论文、调查报告的主要发表场地。《民间传承》作为坚守“一国民俗学”的全国民俗学组织的会刊，《旅行与传说》作为方针更为灵活的民俗学大众杂志，二者一硬一软，一偏精英一重大众，可谓相辅相成。 我们将《旅行与传说》1928年1月-1944年1月出现于杂志上的涉及中国的内容（论文、报告之外也包括封面、新书介绍、编辑后记等）篇数，按照年度进行整理和统计，其结果如图1。可以看到，在创刊后的初期，1930年和31年的4篇和5篇，以及1936年的4篇就算是篇数较多的年份，相关篇数一直在较低的水平上徘徊，甚至出现了一年12期中一篇都没有的情况（1929年）。1937年出现了一个高峰，达到10篇，是因为这一年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杂志中出现了一些应景的提及，从翌年即恢复旧状（2篇）也可以知道1937年的数字只是应激性和暂时性的。但以1939年为界，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关于中国的内容急剧增加，每年都在10篇以上（1944年只出了1期便宣告停刊，其数据不具备参考价值）。仅1939、40两年的篇数之和就与之前1928-36年共9年的总篇数（25篇）持平，停刊前的1943年甚至达到23篇的顶峰。1939-43年5年中关于中国的总篇数为78篇，比创刊至1938年共11年的总和（37篇）翻了一番还多。 与《旅行和传说》不同，《民间传承》作为以发展柳田主张的“一国民俗学”为宗旨的学会会刊，其主要课题是对国内研究素材的收集、整理、分类与比较，理论上并没有与中国产生关系的必要。创刊之后的1935-36年，几乎全年都找不到任何与中国有关的内容，也正体现了这一点。 当时日本民俗学的主要精力，放在集中建立并巩固“一国民俗学”的基础上。例如1938年11月《民间传承》4-3以告会员书的形式，号召所有会员积极行动起来，为了确立“毫无遗漏地由全国各地收集作为学问基础的资料”的“最终网络”，在当时还没有正式会员的全国各郡级地域发展新会员。并列举了“尚无会员的郡名”，其中长野县5处、爱知县8处、石川县2处、福井县8处、枥木县3处、琦玉县6处、神奈川县3处、千叶县8处。 但是，如果我们将《民间传承》中有关中国内容（包括封面、新书介绍、编辑后记等）的篇数，按照年度进行整理和统计，将该杂志显示的日本民俗学与中国的关联量化（请参照图2），会略带惊讶地发现显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似曾相识的曲线。 1935-36年在极低的水平上徘徊，到1937年突如其来的出现一个高峰，但马上在1938年又有所回落，显示出前一年数字的应激性和暂时性。以1939年为分界，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相关篇数急剧增长，39年急剧上升至29篇，相当于创刊至1938年4年总篇数（14）的2倍多，此后每年也都保持在20篇以上。停刊前一年的1943年，这一数字接近40篇。这一切，都与上面《旅行与传说》杂志所显示出的趋向基本相同。1944年《民间传承》也因为停刊，无法准确显示出当年的实际状况，但其停刊在7月，比《旅行与传说》晚半年，而当时已经达到26篇，按这一速度，如果没有迫于外在压力而停刊，全年的篇数甚至可能打破前一年的记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