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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篇文章的基调还是强调要立足于日本国内的研究，涉及中国的具体论述，只有“有待依托彼此两国民俗学对两民族生活的解明与比较”一句，实际上贯彻了“一国民俗学”的基本思路，并未体现出对中国的实践性意图。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是一丝松动：即面对日本民俗学视为学问之未来的青年们在时局中的动摇，民俗学的指导层也不得不开始似实而虚地提及日本民俗学关与中国问题的可能性了。 1939年3月，柳田为《亚洲问题讲座一政治军事篇（一）》而执笔的序言《寄语亚洲》，是藤井隆至的《柳田国男的亚洲意识》以来，经常被引用的内容。柳田在文中说“支那故事的贮藏量惊人的丰富，但虽然往来已久，关系亲近，我们却一直袖手旁观，而让西洋人占了先手。其实对于我们，那四四方方的汉字，要容易理解得多。不只是支那，潜藏于常民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可以借此（引用者注：故事的比较研究）相互对照。为了五族协和的理想，这也应该是必要的工作。东亚新秩序的基石，也许意外地存于这样的地方。” 这段话初看似乎可以理解为柳田对研究中国民俗的直接提倡，然而实际情况要更为复杂。 《亚洲问题讲座》这一序言的基础，是同年1月柳田应丸善书店的杂志《学灯》之约而执笔的《续打火石山》。比较这两个版本，可以发现在《续打火石山》中的具体所指“前年出了英译版的W.Eberhard的支那民间故事集”，在《寄语亚洲》中变成了“让西洋人占了先手”这样的抽象表述。 柳田在1939年3月执笔的《猿与蟹》中，提到“翻阅前年5月德国人Eberhard的支那民间故事集的英译版……”，而1940年发表于《朝鲜民俗》的《学问与民族结合》及其草稿《比较民俗学的问题》中，也都提到了“Eberhard的支那民间故事集”。 30年代，德国学者艾伯哈特（也译为艾伯华，W.Eberhard）从德国到中国避难，与中国学者密切联系，埋头中国故事神话研究，并在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出版了名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Typen chinesischer Volksmaerchen,Folklore Fellows Communications 120,Helsinki,1937）。 柳田一直认为中国是民俗的宝库，但出于其“一国民俗学”的理论，主张其研究应该由中国人自己去努力。但如今德国人却利用这一宝库，拿出了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出色成果。这一事实，对于一直对西欧民族学、民俗学抱有强烈对抗意识的柳田国男，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冲击。西洋人能做到的，我们应该也能。而且我们与中国之间还有着历史、文化的渊源，以及共同使用的汉字，应该更有优势，这应该是柳田的心声。了解了这一背景，再回头看前述柳田的文章，无论是显现出强烈好胜心的行文，还是限定在民间故事范围内的话题，都可以让我们基本判断，柳田的发言与其说是对当时政治军事等具体时局的迎合，不如说是对西洋人中国民间故事研究新成果这一刺激的强烈反应。 仓田面对的是日本青年在时局下的动摇，柳田面对的是西洋学者先行一步的事实，虽然性质和意义都迥然不同，但似乎构成了推动态度保守的日本民俗学指导层面向中国的合力。1939年1月，由科学知识普及会出版的杂志《科学知识》面向各界名人进行问卷调查，题目是“最近阅读的书目”，被访者的回答刊登于2月的杂志上。柳田国男在回答中，一共列举了6本书，其中2本都是关于中国的专著：内藤湖南的《支那绘画史》和梅原末治的《支那考古学论考》。①联系柳田答应以中国为主要论述对象的《亚洲问题讲座》（共12卷，1939年1月-1940年4月）担任其编辑顾问的事实，我们不难窥见当时柳田个人对中国抱有的兴趣。 而与还暂时缺乏实践意欲的柳田或是《民间传承》的论调相比，日本社会的要求以及各方面的动向，都要积极得多。例如《旅行与传说》值得纪念的总第150期（1940年6月），其刊首语的标题就是《支那大陆民俗调查的必要性》。 文章虽未署名，但应该是编辑部的意见。文章认为“支那民俗的调查，在日本还完全未被提上议事日程。既往日本学界的态度，反映了当政者的对支政策”，“衷心希望能够尽早对支那民俗的调查研究投入精力”。而与刊首语相呼应，这一期杂志的开篇论文，是乡土史研究家藤原相之助以与中国的比较为主要内容的《马蚕神话的分布——与大白神的关系》。编辑后记中也特别提到“藤原先生提到的马蚕神话，是早就应该有人论述的课题，但将比较过于限定在国内的日本民俗学，却一直将之束之高阁”，实际上是在敦促日本民俗学扩大其研究领域，积极面向中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