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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以1939年为分界，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兴趣和了解的要求日益高涨，以《民间传承》、《旅行与传说》为首的中央及地方民俗杂志上涉及中国的内容也开始大量增加。日本民俗学一方面与伴随日本在中国占领地区的扩大而增加、升级的带有国家政策性质的调查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也开始需要面对来自学问内外的，将中国纳入研究范围的强烈要求。是否将中国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日本民俗学面临着重大的抉择。 “一国民俗学”的理论体系，以及在日本社会快速发展的近代化进程中抢救和收集日益消逝的民俗资料的危机感，使得当时以柳田为首的民俗学高层指导者对直接关与日本以外地域的态度依然保守。但尽管对直接关与中国还是缺乏积极的实践性态度，在面对青年的变化及西洋学问的刺激下，已经开始提及研究或比较的可能性，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反映了促生变化的力量正在蓄积之中。 而民俗学整体的变化，既需要以实践为前提的逻辑、理论转换，也需要与之相应的组织体系的整编，这些绝非是漠然的所谓“时局影响”的结果，而需要更为实在的具体契机与摸索过程。本文因为篇幅所限，无法在此展开论述。 但应该提到的一点是，抗战开始后日本民俗研究者对中国关与的与日俱增。仅民间传承会的会员中，就有中央指导者之一折口信夫、地方民俗学团体指导者太田陆郎、泽田四郎作、木曜会重要成员石田英一郎、大间知笃三、守随一、青年一代中的重要人物直江广治、千叶德尔、和歌森太郎等在内的中央及地方的民俗学者以记者、军人、调查员、学者、教师等各种身份来到中国。其中一部分人长期在中国生活，或公或私地从事着对中国民俗的调查研究，并且与日本国内的学界保持着紧密的交流。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知道，与许多人的想象不同，日本民俗学研究中国的意愿与实际行动，并非始自是二战以后甚至80年代以后的事情。在日本民俗学确立初期的1939年，“一国民俗学”便迎来了必须开始认真面对中国的重大转折。 战争期间日本的民俗学者在中国从事着怎样的活动？他们的活动又对日本国内民俗学指导层的认识与决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日本民俗学在关与中国的问题上，出现了怎样的立场变化？其计划或尝试的具体内容和结果如何，有何意义？日本民俗学战争期间的动向与战后的关系又如何？这些重要的问题，都还在等待着我们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本文原载于《文化遗产》2017年03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