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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学家刘知幾的《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具有高度的学术专业性和理论系统性，对中国史学有着深远影响。《史通》中的许多观点在后世有诸多争议，历代学者的讨论也很多，这使得《史通》长期成为史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而这些学术讨论无形中推动着史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记人入史的体例标准 刘知幾认为，《史记》中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的做法不妥，因为项羽虽称霸但无帝王之名，并且《项羽本纪》君臣事迹一同记载，是列传的写法，名实不符。这一观点遭到后世很多学者的反对。明代于慎行认为刘知幾是“不睹英雄之梗概”，忽略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清代黄叔琳在《史通训故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中对刘知幾这一观点作注时，认为“原纪传立名之旨，亦以区分品地耳”，将本纪视为区分等级高低之所，且不需编年系事，甚至批评“知幾得无太泥”，他对本纪的记载要求较刘知幾更为偏颇。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史书占毕一》（中华书局，1958年）中从通史和断代史的角度分析，提出司马迁列羽入纪，班固列羽入传各有道理，程千帆、张舜徽、张振珮同样认为项羽在当时宰制天下，理应入纪。 刘知幾同样以名实相符的标准，批评司马迁将陈胜以及西汉诸侯列入世家的做法。明代李维桢对此予以反对，他在《史通评》中提出，“陈胜首事，岂不得比于萧察乎？……编之世家，正为当尔。”（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279册，第30页）认为史例不可过于拘泥，司马迁将陈胜列入世家是合适恰当的。清代学人王鸣盛、钱大昕也认为刘知幾未能理解司马迁原意，章学诚更以刘知幾只知“史法”，不知“史意”来评价其过于拘泥。张舜徽在《史通平议》（《史学三书平议》，中华书局，1983年）中引用徐时栋和朱一新的观点，认为史公原意不一定是帝王天子，而是号令天下的人，天下诸侯听命于项羽，自当立纪。台湾学者林时民在《史学批评的批评：〈史通〉中的〈史记〉论析》（《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40期，2008年）一文中也认为，史公从“王迹所兴”作为考量，比拘泥于正统名教之下的本纪更灵活实际，刘知幾以“史法”自立，并未完全通达。 史表兴废的不同意见 刘知幾认为“表历”的形式更适用于谱牒，且制表要求文简义广，难度较大，又极易导致重复，《史记》的表与本纪、世家和列传的内容重复，“成其烦费”。南宋郑樵反对刘知幾这一说法，认为《史记》“功在十表”，清代朱鹤龄认为作表可以使纪传篇幅减少，也可以与纪传“相为出入”，不应舍去。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也认为史表有拾遗补缺的作用。 但刘知幾并未全盘否定史表的意义，在《史通·杂说上》篇中，他认为在分裂割据的时代，史表有其自身价值，如《史记》的《列国年表》和《十六国春秋》的年表便有存在的意义，但统一的时代则无需用表。李维桢和郭孔延对此表示赞同。刘知幾对《汉书》作表的批评是《史通》全书批评笔墨最多的部分，且基本集中于《古今人表》。刘知幾直言，班固不应效仿司马迁的做法，且不知剪裁，超越断代的范围，违背了史例，人物品类排列多有不当之处。南宋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中赞同刘知幾的批评，但认为这并不是班固的过失。黄叔琳《史通训故补》否定班固《古今人表》，认为“《汉书》八表惟《古今人表》廓落无当耳，余表不可废也。每怪史家不尽作表，使王公世次阙佚，宰执名姓不彰，岂可以世人之缄而不视，遂谓无用乎？”但也对史表的作用极为肯定。 班固的《古今人表》虽饱受批评，但章学诚发表了不同意见，指出“史家必当奉为不祧之宗”，理由是班固断代为书，断中寓通，在表、志中表现得理当突出，所以往往需要突破汉代的限制，此举应当效仿。值得一提的是，历代批评者似乎忽视了刘知幾在《表历》篇中的一个细节，“班、《东》二史……列国年表或可存焉”，“若申之于表以统其时，则诸侯分年，一时尽见”。刘知幾书中评论出现类似矛盾的原因，历代学者也多有讨论，主要观点是《史通》内、外篇成文互有先后，刘知幾没有进行总的修改完善，篇与篇之间缺少了一定的呼应；且刘知幾在不同时期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存在差异，导致前后矛盾。 书、志的取舍 刘知幾在《书志》篇强调记当代、记变化、记人事，重点批评《汉书》的志，并主张删除《天文志》《艺文志》《五行志》，增补《都邑志》《氏族志》《人形志》《方物志》。这同样是《史通》留给后人的争议问题。 金代王若虚在《滹南遗老集》（《史记辨惑（三）取舍不当辨》，辽海出版社，2006年）中批评了刘知幾只指出《汉书·地理志》内容全录《禹贡》的不当，没有指出司马迁之谬的做法。刘咸炘《汉书知意》（《刘咸炘史学论集·史学编（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则认为班固全录《禹贡》弥补了《史记》的缺漏，是很有价值的。南宋章如愚在《群书考索续集》（明武宗正德年间建阳知县区玉刊本，第7册，第13页）中根据《周礼》的记载，强调《艺文志》的重要性，进一步阐释《艺文志》在保存典籍、考察流传文本的重要意义，反对刘知幾的主张，胡应麟支持章如愚的观点。北宋张唐英同样反对刘知幾设立新志的主张，认为设立新志会成为累赘。李维桢没有单纯评论设志与不设志的对错，而是进一步思考史书应该如何记载的问题。郭孔延同意新设《方物志》，但反对刘知幾因好奇而设立《人形志》的做法。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中没有赞同刘知幾的观点，但指明郑樵和马端临是受刘知幾的启发设志，《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通志》也持类似观点。清代学者纪昀认为，古今之天定有变化，反对废《天文志》，且反对设立《氏族志》和《人形志》，称《唐书·宰相世系表》“最为可厌”，设立《人形志》“此条最悖”，因此在《史通削繁》中将刘知幾的相关论述全部删除。张舜徽《史通平议》中也称，刘知幾以人形、方言取代《天文志》和《艺文志》，“虽属戏言，亦太失轻重矣”。 对《史通》中争议观点讨论的学术价值 《史通》明确了史之功用，强调了史家的责任，其“史才三长”说对后世历代的史官选拔都有着指导性的意义，对后世史家如欧阳修、郑樵、马端临、胡应麟、顾炎武、章学诚等人的修史实践，以及宋、元、明、清诸正史的编纂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刘知幾认真反思当时史家撰述义例不纯，史馆制度弊端丛生，本着“辨其旨归，殚其体统”的宗旨，不仅阐述历史编纂学的内容，作出较为纯粹的史学讨论，而且能将格局追求至“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的境界，“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史法之外，更有文化和伦常的高度。 有关《史通》中诸多争议观点的讨论，是这部书的重要学术价值之一。不论是被视为“伤于苛刻”还是“妄诬圣哲”，都掩盖不了《史通》的巨大影响力。《四库全书总目》将其排在“史评类”第一位，誉其为“载笔之法家，著书之监史”。后世梁启超、傅振伦、吕思勉、程千帆、许冠三、张舜徽、张振珮等诸多学者均对《史通》有较高的评价，如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相当丰硕。《史通》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史学，在当下更值得学术界继续挖掘，努力为建立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