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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官窑陶瓷。 文/周云武 铜官曾经是很火的。 铜官后来又不火了。 直到“黑石号”浮出海面,铜官终于又火起来了,火得闻名全球! 铜官的火,曾经让诗圣疑惑、兴奋又伤感。今天,铜官的火,让国人骄傲而自豪。 无数次到过铜官,一直想为铜官写点文字。无数次提笔,又无数次搁下。每次提笔的时候,总有一股冲劲和激情,而正要落笔的时刻,又感觉笔头太沉、手太轻,难以书写铜官的深邃和厚重。 这种深邃和厚重,主要来自铜官的文化。 文化这东西,文化人常常把它弄得高深莫测、捉摸不透,用我们乡下的说法,其实就是说不清。文化,不论业态,还是元素,抑或意念,从古到今,时而有形,时而无形;时而有声,时而无声;时而有物,时而无物;时而有我,时而无我,所以说不清。但既然说,便不能混混沌沌,使人昏昏。为了尽量把铜官的文化说得稍微清晰一些,我这里用罗列的方式,分门别类地说。 壹地域文化 江南水乡与大漠草原,通过人的感官投射到心里的反应肯定不一样。这种反应,说到底,是地域文化的冲击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在这一方水土里生活创造文化。“隔山不同音”,这便是地域文化的特点。 我们先看看铜官所处的地域。 都说一江春水向东流,世上往北流的河道不多,所以,“湘江北去”才能划破时空,惊世骇俗,不同凡响。湘江过古城长沙,由开福区母山开始,便是东岸依山、西岸平川的地貌。东岸越鹅羊山,经丁字湾、过书堂山,便来到了铜官山。而与之对应的湘江西岸则是一马平川,与铜官隔江相望西岸的是靖港古镇,上游新康,下游乔口,都是自清朝随水上交通发达而兴起的古镇。湘江再往下,便是过东城,跨湘阴,汇入浩荡的洞庭湖。 铜官,水上交通发达,古时叫通江达海。铜官古镇依山傍水——依铜官山而坐落在湘江边的一片洼地,几乎是三面环山,西朝湘江水面。所谓的铜官山,也是因铜官而得名,原叫云母山,不过是隆起的山丘而已,山体不高也不雄伟。山丘高处被称之高岭,伫立高岭,不仅可领略湘江南来北去的江河气派,还似乎能如巨人般迈步在古镇之上。而且,江中洪家洲,对岸靖港、新康、乔口皆可一望而尽收目下。 这种依山傍水的地域于人的生活有何关联呢?就居住习惯而言,山里的人趋于安稳,保守而憨厚;湖区的人更喜流动,开阔而善变;而依山傍江河而居的人,则介于两者之间。所以古代在这种地域里生活的铜官人,安稳的性格适宜安居创业,开阔的视野更能促进交流。 所谓文化,终归是人类在历史的岁月里留下的生活气息和劳动痕迹。如果一个地域,被称为不毛之地,不宜人类生产和生活,那是无所谓文化可言的。 铜官,当然以盛产陶器而闻名天下。但是,如果不是其独有的地域特征,能不能产陶?这个特征不仅仅是因为陶土,还要适宜构造烧陶的龙窑,适宜产品的贮藏、交流、运输,适宜人们居住与交往。这些条件缺其一,便产不出陶器,或即便产了也达不到兴盛的境况。世上肯定还有不少地方存在能制陶的土,但为什么这文化偏偏就属于铜官? 地域,是文化的河床、沃土和底盘。 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安史之乱”迫使很多中原人迁徙到湖南,不少窑工加入南迁,几经辗转,落脚于岳州与潭州间一个叫“石渚”的地方,创造了“石渚窑”。 这个石渚窑,就是今天的铜官窑。 铜官的地域养育了铜官人,造就了铜官文化。 贰地名文化 早期农村的娃,许多上学读书时才有个正式的名。有了名,才开始读书有文化。 铜官的地名,文化底蕴深厚。 铜官地名的由来,传说颇多,流传广泛的就有4种:铸钱说、采铜说、信誓说、感恩说。而铸钱说、信誓说居然还有文献记载。这里把采铜说拿出来说一说,便知其地名内涵之丰富了。相传汉武帝时,江山稳固,百姓安宁,为了繁荣经济,集中财政,抑控民间盗铸钱币之患,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专令水衡都尉所属的中官、辨铜、均输三官去各地设员探查和采掘地下金属资源,以便控制源头。当时的湘江一带山地丘陵广布,地下宝藏丰富,因此有的放矢地设置了一批官员在长沙至乔口地段采掘金属资源。当时,在铜官设有采铜的官员,故此地得名“铜官”。相应地在长沙东岸有“金盆岭”、西岸有“银盆岭”、乔口上方有“铁角嘴”。据说都是当时设官分别采掘金、银、铜、铁而得名。 史书载,从远古到部落分治,铜官属古东夷辖地。“五帝”时,铜官属古三苗国。春秋时期,铜官为吴国、楚国分界处,迄今分界标志铜官“吴楚桥”地名犹在,遗址尚存。 秦朝实行郡、县两级行政,铜官属长沙郡。汉朝时铜官属长沙国临湘县。三国时,铜官又成吴、蜀分治界限。隋朝设道、州、县三级行政,铜官属潭州长沙县。清道光年间,长沙县被划为10个都,铜官又属临湘都。民国二十七年,铜官叫铜官乡,行政单位与地名正式融合。 1951年,长沙县划分为长沙、望城两县,铜官为望城县铜官镇。1959年,铜官镇又随望城并入长沙县,1977年恢复望城县,2011年望城县改区,2015年铜官镇与书堂山街道合并,成为铜官街道。 铜官当今的许多地名,都有着非凡的印记和远古的传承。 叁民俗文化 铜官的民俗,既有与附近地域如靖港、乔口、东城、茶亭等地相同的一般性习俗,也有不同于这些地方的独特风情。 相同的,如婚嫁习俗、节日习俗、饮食习俗、集结习俗、待客习俗等,如一碗芝麻豆子茶,就是这一带地域家家户户招待客人的礼节,每家每户家庭主妇几乎人人都会做。客人落座,主人便进厨房煎茶:先把洗净的生姜块捣碎,加适量盐,再搁入先前炒熟备好的豆子和芝麻,放少许绿茶,用滚开水一冲,阵阵浓香便扑鼻而来。喝上一口,满口清香,暖心提神。 而诸如四月初八烧头窑,八月十五烧“宝塔”,休息日“晾网”,拜师“折子篾”等,则是铜官独有的风情。这些独有,说到底都与陶瓷文化有关。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每窑每段的业主都齐聚窑头,吉时一到,点火烧窑,鞭炮齐鸣,窑火熊熊,陶工们望火祈祷,相互祝愿,祝福一年又有好收成。这便是“烧头窑”的习俗。 而烧“宝塔”,则是每年八月十五夜晚,选一块空坪隙地,借皓月之光,用陶瓷碎片,一层一层绕圈堆砌成两米高的镂空陶片宝塔。将柴火点燃投入塔中,让火苗从孔隙喷出,如万道焰火环绕塔身,蔚为壮观。陶片烧红之后,向上投洒谷糠,谷糠燃烧的点点蓝光与烧红的陶片装点“黄金宝塔”,与银色月光相映,构成“天银地金”的丰收景象! 铜官民俗,丰富多彩而又趣味无穷。 肆码头文化 沿海、沿江许多地方的文化,其实都是起源于码头文化。 古镇铜官,昔时陆地交通不畅,物资流转全靠湘江水运,从南至北有石渚、铜官、峡口子、袁嘉湖、沙湾寺、誓港六个主要码头。唐鼎盛时期,铜官窑陶器遍布亚洲各地,远达非洲,出口29个国家和地区。这些产品沿湘江、出洞庭、入长江,经扬州、宁波、广州口岸,开辟了一条通往南亚和北非的“海上丝绸之路”。石渚码头曾是铜官瓷出口的重要港口,铜官窑能与刑窑、越窑共同构成唐代中国三大陶瓷出口基地,与码头是分不开的。当年码头的麻石阶梯至今还淤埋在石渚湖畔的湘江水下。 誓港码头曾是铜官与靖港的过江渡口,光绪七年建“义渡亭”。该亭建筑面积近400平方米,专供过往行人候渡休憩。一些小商贩常聚集亭内,为行人提供吃货。叫卖声、嬉闹声此起彼伏,人流如潮,一派繁荣。 码头文化,体现的是人流物流、商贸繁荣的景象。景象为什么也属于文化的范畴呢?因为它是热闹的意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