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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涉及性的俗语、隐语及其他 中国各地涉及性的民间俗语、隐语以及几乎所有体裁的口碑文学，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是无法穷尽地丰富，可由于知识界人士的偏见，即便是民俗学者对它的相关搜集和研究工作也一直没有多大的起色。90多年前，周作人曾在北京大学的歌谣运动中提倡过要重视猥亵歌谣的学术价值[88]，但至今中国民俗学依然面临的这一问题，和近一个世纪之前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尽管资料缺乏，但从仅有的线索，仍可以获知在很多涉及性的俗语、隐语及口碑文学的世界中，往往就有一类是以“生”、“半熟/夹生”、“熟”的分类来做隐喻，并把性交涉的过程比拟为料理从“生”到“熟”的人为烹饪或加工过程。把性、性关系和性过程比拟或对应于烹饪、料理和饮食的过程，固然可以说是汉语言文化的一大特色，但英国学者杰克・古迪通过对欧亚诸多社会的烹饪和菜肴进行的颇为广泛的比较研究，却发现了“食物和性、生产和繁殖之间的紧密而长久的联系（频繁地成为广泛的隐喻的主题）”[89]。 早从《诗经》时代起，就有用“饱”、“饥”作为“性隐语”的例子[90]。此后，无论是唐诗、宋词那样古雅文训的表述，还是如今餐桌及互联网上无处不在的“荤段子”，民众对于涉及性的表述，有着无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是因为汉文化中自古就有“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的理念，它们原本都是所谓“饮食男女”、“人间烟火”的题中应有之义。难怪汉语用“秀色可餐”形容女子之美和男子的垂涎；用“老牛啃嫩草”形容年纪大的男性和年轻女子的性关系，类似的用例不胜枚举。在台湾本岛，人们常用“惹火”一词形容性感的女性；在江西上饶一带，“伙计公婆”一词，是专指男女情人，其中“伙”就是伙食，在此亦指性交[91]。旧时山西一些地方把已婚妇女称为“灰子”、“妃子”，这里的“灰”、“妃”均谐音“烩”，包含有“食”及性事经验之意。 在台湾地方的俚语中，“炒饭”一词有“性交”、“做爱”之意[92]。对这种说法的解释之一是认为它容易使人联想到“翻云覆雨”，其意象是把男人想象为炒饭的铲子，女人则被想象为饭锅。铲子在锅里“炒”来“炒”去，故可被视为“做爱”的另一种说法。“锅”确实在很多情形下可成为女性器官的比喻，例如，在晋南，已婚妇女被称作“光（广）锅”；旧时东北的江湖艺人称已婚妇女为“果（锅）张”；重庆方言里的“涮锅”、“揭锅盖”、“大锅菜”以及香港方言的“开镬（锅）”等等，均是这方面的用例[93]。在陕西省长武县的农村，新媳妇生第一胎时，丈母娘要在一个约定的时间到女儿家，她进门不说话，径直到女儿房间的窗户前，把手中的红布揉成团从窗口塞进去，询问女儿：“锅打了没有”，婆婆则在屋内应声：“锅打了”。这一问一答的寓意是，“锅底”被打破后，产妇就会顺产。 或以为“炒饭”这一性隐喻来自“生米煮成熟饭”这句俗语；正如“生米煮成熟饭”是一个不可逆的烹饪过程一样，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也是一个从“生”到“熟”不可逆的过程。从“生米”到“熟饭”是第一次发生的过程，“炒饭”则意味着把“熟饭”再次炒过，亦即“熟”上加“熟”。因此，“炒饭”一词在其延伸的意义上，可被用来指称反复、重复的性关系。该词进一步延伸，就是“炒剩饭”或“翻炒”等。类似的还有“烧饼”（上海旧时称妓女）、“煲老耦”（香港指怀着不良目的、和富婆结婚者）等。台湾艺人小S曾在2013年某电视节目的性话题中，自我比拟如紧闭的“热炒蛤蜊”，此话一出，现场笑翻。所有这些都是汉语言文字及文学中，以烹饪关系、料理关系、食物关系隐喻两性关系的典型表现。 江苏如皋话中有一个“炜”字，本义是指长时间用文火、亦即小火煮食物（不同于“烩”，烩是指用文火煲羹），但逐渐地，“炜”与“逸”结合为“炜逸”一词。“炜”可被用来骂詈，相当于“泡妞”的“泡”。“炜”你，就是长时间地慢慢地烧（搔）你、泡你、搞你、弄你、慢慢享受你的过程和结果。这个结果就是“逸”的感受：安逸、快乐、舒服。把“炜逸”一词用为动词时，意思是搞的快乐、舒服；它早先为骂人话，但现在则不是了[94]。 再以广东省潮州一带的俗语为例，往往就多用“烧”这一烹饪用语来隐喻性交。“双目乌溜溜，烧甫紧过报父仇！”，大意是说眼珠子较黑，且明眸闪亮的女人，性欲一般较强。“老人烧甫，哉呀哉呀！”，大意是说老年人的性能力下降，房事往往力不从心，这句俗语常被用来表达凡事应量力而行之意。“人生短短，烧甫最好!”大意是说人生苦短，不妨及时行乐。“烧甫大王”，是指性能力很强的猛男。以“烧”这一烹饪用语作为性行为的隐喻，其实在中国民间文化中比比皆是。如在西北的“花儿”民谣里，就有“干柴湿柴架一盆火，火离了干柴是不着。尕妹是肝花者阿哥是心，心离了肝花是不活”的表述。通常，人们是把前两句解释为“比兴”，但“干柴烈火”以及是否烧得着，同时也是民间最普遍的性隐喻之一。 据谢国先教授估计，在民间故事家讲述的故事中约三分之一为“荤故事”。这些荤故事也经常用“烧”来表现性交的关系和动作。例如，把性关系称为“烧火”，把公公和儿媳妇的私情叫做“公老烧火”、“烧火棍”、“烧火头”、“吃窝头”，把翁媳乱伦称作“扒灰”或“爬灰”[95]。在陕西汉中的方言里，人们因忌讳而故意将“烧火”说成“架火”“传火”等；此外还忌讳说“吃锅巴”、“铲锅巴”，因为这两个词暗示弟嫂之间有暧昧关系。在陕北的吴堡，当地人把和媳妇暧昧的公公称为“炒面神”，女人作风不正被叫做“活炒”，把男子调戏女性称作“烧把头”，往往都和烹饪过程的用语存在关联。值得一提的是，各地还都有一些主题为“傻女婿”或“傻媳妇”的荤故事，这些故事的艺术性难以恭维，但它们在乡土社会里却有一个重要的功能，亦即性教育。那些愚蠢之极端、不谙房事的傻男傻女，可以说就是性的“半熟/夹生”者，他或她们恰好从反面凸现出性对于“做人”的极端重要性。 笔者曾在陕西南部山区的方言里，发现有“烧窑”一词的双关隐喻。窑是用来烧制陶瓷器、烧木炭和烧砖瓦的设施，大概制陶烧窑之从“生坯”到“熟器”的过程（炉火烧制），与人的从“生”到“熟“（例如，身体从青春期到成人的过程、女性从“涩女”到“熟女”的过程等）具有某种结构相似性，所以，它们经历的过程，经常可被比拟为人的身体以及性的过程。北平旧时把妓院叫做“窑子”，把妓女叫做“窑姐”，把逛妓院叫做“逛窑子”，把性交叫做“烧窑”，这是把女性器官比拟为“窑”。至于暗语有“芍药”一词，其实正是“烧窑”、“烧约”的谐音，亦被用来指性交、约会[96]。此外，旧时东北的土匪黑话里指暗娼为“苦（窟）窑”，北京的流氓用语有“卖窑（淫）”，四川旧称妓院为“牡丹窑子”，忻州旧称妓女为“窑婆”。有些地方，还把只生女孩的妇女戏称为“瓦窑”。可见“窑”这一性隐喻在全国各地，确实是有一定的普遍性。此外，还有以“灶”作为性隐喻的例子，如以“冷灶”来形容不怎么走红的妓女。《金瓶梅》第七十五回里，潘金莲曾要求西门庆“冷灶着一把儿，热灶着一把儿”，亦即对妻妾均应有性事方面的关照。显而易见，以“灶”为性隐喻，其实是以“吃”、“食”、“烧”、“烤”、“褒”、“炜”、“烩”、“锅”、“鼎”、“窑”等属于同一个系列的词汇，当然也是基于同一个文化的逻辑。 汉语文中有一类“骂詈词”，每每涉及性、性器官、性活动和性关系[97]。有趣的是，在儿童的世界，骂人和说脏话始终是被家长和学校禁止的，成人社会则相反，即便认为不雅，骂詈现象依然在成人社会普遍存在。成人世界之污言秽语的泛滥以及社会对骂詈行为的宽容和孩子们的世界相对较为干净的现状，反倒意味着骂人等于“成熟”这一看起来颇为奇怪的等式。因年纪不够大，所以，还不能咒骂[98]，这可能是在很多文化里均有的现象，故度过青春期的孩子开口骂人，反倒感觉自己成熟了，于是，骂娘、我操的粗口往往成为“男子汉气十足”或硬汉形象的语言表征[99]。汉文化里的骂詈其实也是具有一套逻辑：人因为性而由“生”变“熟”，所以，满口粗话有时就是“成熟”、“烂熟”的标志。由此，当说某人“幼稚”，就相当于说他不成熟，像小孩一样，在汉语里有“竖儒”、“竖子”、“小子”、“黄口小儿”、“乳臭未干”、“黄毛丫头”等词被用来贬抑成人[100]。范增骂项羽不成熟，说他“竖子不足与谋”；鲁迅小说里的阿Q式骂人：“儿子打老子”，都意味着对方为小辈、不成熟。在陕西省商洛方言里，骂人时常说“碎娃”、“碎怂”，意思是说对方尚是小孩，不懂事，不成熟。依据萨皮尔-沃尔夫假说，汉语言中的年龄、辈分和性别歧视对于国人思维是有影响的，或者反言之，这些骂詈词深刻地反映了汉文化的某些价值观和日常生活逻辑。涉性的骂詈词经过语境转换，也能变成不是骂人的意思，但却延伸为和被骂者之间特别“熟”的关系状态。 人的从“生”到“熟”，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组分类。在大量使用汉字的日语里也有“生娘”（きむすめ）一词，是指尚未和男性有过性经验的姑娘，亦即处女，相当于汉语的“黄花闺女；而“生息子”（きむすこ）一词，是指尚未和女性有过经验的男子，亦即处男。与“生娘”对应的自然就是“熟女”，这个词一般指中年以上的女性，也暗示其性经验丰富，如所谓“熟女AV”，就是指那些在色情影像作品里表演性活动的演艺人士。然而，并非和“成熟”对应的“生涩”、“青涩”或“半熟”都是负面的，它们往往同时还意味着童真、童贞、纯洁、清醇、生机勃勃和很多未来的可能性。日本古时曾有用处女（“贵生女”）的唾液作为发酵之酒曲的传统，中国至今仍以“黄花闺女”为贞洁、为珍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