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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延伸讨论：人们为何关注“剩男”、“剩女”？ 汉人社会及文化里人从“生涩”经“半熟/夹生”到“成熟”的过程，其间既有成人社会的设计和母体文化的期许，也有当事人的进取实践或消极抵触；也因此，既有顺利乃至于“圆熟”、“烂熟”的成功者，也有“半生不熟”、滞留爱在“半熟/夹生”状态，甚或拒绝成长的脱轨者。社会对他或她们是各有归类和评判，文化对于他或她们是既有宽容，也有责难。 汉人社会里一向有“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仇”、“恨嫁”等等很多俗语及表述，反映汉人社会对于人生的“时序”普遍地持有一些既定的观念：人到了某个年龄段，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就需要做那个年龄段的人应该做的事，家长、长辈、亲友、教师和社会一般人士均假定或期待那个年龄段的人应该去做的事情，这类假定与期许一定程度上也是汉文化中人的“社会化”的动力机制之一。如果违背了这些期许或社会公众一般的认知，就会得到负面的关注或数落。例如，在甘肃地区，男青年去找女青年的“求偶”行为，被叫做“做后生”[105]，意思是说这种行为本来就应该是“后生”所为。如果青年人整天“宅”在家里，不去“做后生”，反倒会让家长担忧。再进一步，就是有违“天时”、有悖“时序”。一般人民婚姻的“失时”，在中国，常被视为是很严重的问题。古代皇帝也要操心的大事之一，便是不能使人民的婚姻“失时”，因为婚姻及其人口的繁衍乃是社会发展和存续的基础。汉人社会历来对婚姻“失时”的情况非常敏感，经常为此感到不安。王震将军当年曾为新疆建设兵团的将士们物色配偶的故事，就被认为是一种“仁政”和“德举”。历来多位国家领导人关心“大龄青年”的故事，也绝非只是装装样子。对“大龄青年”的个人婚姻问题，忧心忡忡的不仅是家长，还有亲友、邻居和社区的大妈大婶，都会以各种形式表示关注和担心，那些热衷于给“大龄青年”介绍异性朋友的大妈们，绝不是因为她们闲得无聊。 眼下，据说全国约有单身的“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有近600万人，事实上，这些被揶揄为“剩男”和“剩女”的人们，经常会处于各种焦虑状态，他或她们中有些人积极进取，致力于类似日本社会里大龄男女的“婚活”，即以结婚为目的而参与各种社交活动；也有很多人坚受自己的底线，不为周围异样的目光所动。他或她们有可能面临所谓“逼婚”或迫不得已的“相亲”，以至于出现了过年回家前临时“租赁”女友或男友的“生意”。更夸张的是，近些年来，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全国各大、中城市，均不约而同地兴起了“白发相亲”的社会现象[106]。“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家长基于子女尚未完婚，自己就责任仍在的认知，对几乎大都是独生子女的儿女们的婚姻大事尚未解决感到寝食不安。于是乎，老爸老妈比本人更着急，遂亲自出马，代替子女频繁地前往相亲。显然，这个在其他国家或文化的人们看来有些过分、甚至匪夷所思的“银发相亲”现象，实际意味着汉文化有关“婚时”的传统文化逻辑依然鲜活、有效地发挥着作用。 当代中国以互联网为主的各种公共媒体，对于日益增长、蔓延的“剩男”（年过四十而未婚？）、“剩女”（年过三十而未婚？）现象，表现出过分重视、过度关注以及调侃、讽刺、同情、怜悯、厌恶、焦虑，甚或恶意攻击等多种复杂的反应，这应该也是基于上述的文化逻辑。一般来说，相比起“剩男”来，“剩女”面临的压力和困扰更多，这主要是因为汉人社会里的“社会性别”观念对男子的“适婚年龄”更为宽容，而女子在“适婚年龄”之外，更有一个生育的最佳适龄期的制约。这些主要来自父母和长辈亲友以及社区的压力，对于男女当事人而言，甚至也能促成类似于德里克・弗里曼曾经在萨摩亚人的青春期里发现的那种“摩苏”状态：执拗、反对、不情愿、精神上的紊乱或沉默地对峙[107]。汉人社会尤其是家长亲友们给“剩男”、“剩女”施加影响和压力的理由，是因为汉文化基本上还是希望后代子女能够不违“婚时”地谈婚论嫁、生儿育女。事实上，很多“剩男”、“剩女”自身始终对婚姻汲汲以求、心怀向往，甚至一些人也并不缺少性活动的伴侣，但“剩男”、“剩女”问题之所以刺痛媒体和公众的神经，主要是因为其与传统的汉文化对人的分类以及建立在这种分类之上的秩序有所冲突而已。 和“剩男”、“剩女”之类多少不乏贬义的新词语相类似的，还有“宅男”、“宅女”，“半熟男”、“轻熟女”（或相反，“轻熟男”、“半熟女”），“奇葩男”、“奇葩女”，“玻璃男”、“伪娘”（“女装子”）、“同人女”（和“腐女”一样，来自日语[108]），“男娘子”（在台湾叫做“半男娘”）、“女汉子”，以及“女博士”、“女强人”、“涩女郎”等等。虽然上述词汇未必全是贬义（例如，“轻熟女”通常是指年轻却成熟的女子），但却潜藏着类似于男人、女人、“女博士”或男人、女人、“男娘子”之类的玩笑式分类系列，进而把“女博士”、“男娘子”突显为特殊的另类，甚或把他或她们“妖魔化”或“污名化”，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里一部分根深蒂固的歧视所由依托的“根据”。应该说，这类表述至少部分地和各地的民间禁忌有一定的关联，如在广东潮汕一带，民间婚配忌讳选“猫声”（女声）、“姿娘腔”者为婿，选媳妇也是“一怕乌，二怕粗，三怕行走似摆柳，四怕雷声（男声），五怕妈爹（男人妈）”[109]，对性倒错者有排斥的意向。 和日本社会基于“萌”和“可爱”之类的审美意识[110]，对于女性的“幼稚”言行更为宽容相比较，汉人社会似乎要更为严厉一些。中国的媒体和公众往往倾向于对“装嗲”、“卖萌”等和其年龄不相称的“装嫩”行为持批评的姿态。这也意味着社会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确实是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但究竟到了哪个年龄段，人才算成熟呢？这其实是因文化而异的。在日本，据说是以男子42岁，女子33岁时的“厄年”（本命年）作为“熟年”，故有熟年祝贺之礼[111]。在中国，这类判断的依据并不那么鲜明，但所谓“知性熟女”和“知性熟男”一般是比较容易获得正面的好评。曾有一位作者著文尖锐批评“夹生”女人。作者自诩敬重“成熟的女性”，因为她们经历了性的洗礼，是母爱的载体。“夹生的女人”则令他毛骨悚然。“夹生的女人”有那些特点呢？她们在生理上已走过少女时光，行为举止却是“一张说生不生说熟不熟的脸”时刻做少女状（乖巧、娇憨、天真烂漫状）。她们本该静惠贤淑、稳重端庄，老老实实地告别少女时代，向新生活迈进，可偏偏沉溺于少女时光，年龄老大了，却把自己弄得“妖精”一样。“夹生的女人”伴随着某种愚蠢和脆弱[112]。眼下，“夹生”竟成风尚，无数人竞相“夹生”做年轻状，甚至有少女做儿童状。必须声明，笔者并不赞同上述评论，但认为它代表了汉人社会及文化里颇为常见的一些认知。“剩男”、“剩女”或“半熟/夹生”者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和负面评价，只是因为他或她们的言行多少脱离了汉人社会及文化之理想人生设计和期许的“常轨”而已。实际上，汉人社会及文化中的“社会性别”建构，又常将女性形象等同于儿童，诸多针对女人的“幼化”用语（小心肝、宝贝、小可爱）之类，原本就含有女人不成熟（幼稚和纯洁）的意味，同时也有怜爱之意[113]。因此，简单地指责现代社会里女性的“夹生”、“逆成长”（例如，以此指演员刘晓庆）等，并不能真正理解此类社会事实与现象。 2013年在第六届台北“艺穗节”上，上演了由林慧祺导演/编剧的《生存以上生活以下》，其关键词即为“半熟”、“矛盾”。“半熟族”工作了一段时间，职位不上不下，恋爱了一段时间，还结不了婚。有梦不知怎么追，或不知梦想为何物？没饿着自己，物质上也偶能有享受，一天天却总觉得差强人意。于是，就“生存之上生活之下”的赖着，眼看人生分水岭的30岁大关即将到来，他们该如何自处？应该说，这样的解说词反映了现代社会里男女青年颇为普遍的困扰。在和平年代的富足社会，晚婚、晚育、少子化，甚至选择不育的“丁克”现象，几乎已经是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普遍性的潮流。最近在中国大陆，自诩“半熟”的男女青年似乎在迅速地增加，他或她们不想长大，不羡慕成熟，不怕别人批评“装嫩”或者特意有选择地“成熟”[114]。于是，“半熟/夹生”甚至可以成为一种具有正面价值的选择，例如，“半熟/夹生”既可以是对青春的礼赞或流连，也可以是对崇尚“圆熟”的社会规则（或“潜规则”）的拒绝。由刘鼎业导演的电影《半熟少女》讲述的是少女们美好青春的故事；由刘孝伟导演的电影《旺角半熟少女》则讲述了“半熟”的问题少女们悲凉的故事。在网络用语中，“半熟女”一词也有可能被认为是童稚和诱惑的结合体，是具有“正面”的价值。至于有人将“熟悉的陌生人”（familiarstranger）翻译成“夹生人”，也应该是没有丝毫的贬义。所以，“半熟/夹生”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有尊严感的分类或称谓，一切皆取决于它们被讲述时的文脉和语境。即便是上述被人尖锐批评的那一类“夹生的女人”，在笔者看来，她们也只是在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延长线上徘徊、烦恼或自得其乐的一群女性而已。 类似这样将一部分人视为“另类”的分类，尤其在涉及同性恋或性倒错之类的现象或人的状态时会更为普遍，例如，各地方言非常普遍地有对“不男不女”者的“二姨子”、“娘娘腔”等称谓，其实这和当前网络上特意把李宇春称作“春哥”或韩寒将郭敬明视为“小女子”之类情形的逻辑如出一辙，它们均可以从社会对人的分类上予以阐释。由于同性恋的性取向完全脱轨或背离了汉文化里为人夫妻、为人父母的人生轨迹，所以才被重点关注。对于社会上具有“两义性”的各种人或其群体，依据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观点和玛丽・道格拉斯有关“污秽就是分类的剩余和残留”的著名论断[115]，他或她们因为分类困难（或被分类体系排斥、边缘化）而经常会处于“禁忌”、“危险”、“异常”、“暧昧”乃至于“污秽”的境地。显然，在社会价值日趋多元化的当今时代，此类分类依然健在并横行无阻的这一基本事实，很值得深思。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些对人的分类中被目为“另类”的存在，如果不能将其同化，就会将其异化。这些因为分类而成为“异类”的人们，总是容易受到社会里粗糙而又根深蒂固的歧视和偏见的伤害。那些被认为脱离“常轨”的人或事物，总是在迫使社会及文化里支持主流价值观的分类体系对其予以重新的安置，因此，他或她们往往也能够成为促使社会变革与文化再创造的驱动力。但由于对人的分类所建构的“常识”具有非时间性的特质而倾向于维系现存的结构，所以，“另类”的存在往往容易成为“正面”道德价值或既定秩序的反面教材。对此，人类学者立足于反对一切歧视的立场，应该致力于揭示导致歧视的社会及文化根源，并大力呼吁全社会对于那些被目为“另类”的人们秉持更加宽容和理解的姿态。 （本文原载于《民俗研究》2015年第3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