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13日，沈从文曾致信徐志摩，说他留有一份礼物，“‘教婆’诗的原稿、丁玲对那诗的见解、你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点记录。等到你五十岁时，好好的印一本书，作为你五十大寿的礼仪”（《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150页）。但6天后，即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年仅35岁。
    徐志摩奄忽而逝后，《北平晨报》副刊《北晨学园》编辑瞿冰森（世庄）拟办纪念专号，约请徐志摩生前友朋撰写文章。他本以为大家心绪不好、无写作兴致，只预备出两三天专号，没想到来稿超乎意料地踊跃，结果竟连续出了八天。瞿冰森后将这些文章结集为《北晨学园 哀悼志摩专号》，由胡适题写书名，北平晨报社于12月20日印行。这册专号共收胡适、凌叔华、林徽音、余上沅、陶孟和、陈梦家、方玮德、吴宓等37人的各类文字近四十篇，其中收有沈从文致瞿冰森短札一通，与梁实秋致瞿冰森信合题《关于哀悼志摩的通讯》。全文如下：
    冰森我兄：
    在济车站路上见赓虞一面，因未知彼特为志摩事来济者，故当时乃错过分手。十日来新习惯使人常若有所失，向各方远处熟人通信，告其一切过去，亦多有头无尾。六日纪念刊，恐赶不及安置弟之文章，因照此情形看来，欲用文字纪念志摩，寔不知如何着手，胡胡涂涂，亦大可怜也。
    弟从文十二月，一日
    沈从文接到徐志摩去世的噩耗，是在11月21日下午。当时，他正同青岛大学文学院闻一多、赵太侔等几个比较相熟的朋友，在校长杨振声家喝茶谈天。沈从文感到很震惊，当即表示，想去济南探询究竟。次日早上6点，他由青岛出发，8点左右抵济南。下了火车，坐人力车往齐鲁大学朱经农校长处，得知梁思成、金岳霖和张奚若即将从北平来，于是又赶赴津浦站，途中碰见出站不久的于赓虞，“因未知彼特为志摩事来济者”，故匆匆说了几句话，就到候车室去会梁思成诸人。于赓虞在《佛寿寺里的志摩》（《北平晨报·北晨学园》1931年11月26日第205号）一文中，也谈到他与沈从文路上相遇的情况，或可印证沈从文的说法。沈从文一直等到送走徐志摩灵柩以后，才于23日早晨返回青岛。
    徐志摩对沈从文有知遇之恩，诚如梁实秋所言：“沈从文一向受知于徐志摩。从《北平晨报》副刊投稿起，后来在上海《新月》杂志长期撰稿，以至最后被介绍到青岛大学教国文，都是徐志摩帮助推毂。”（《谈徐志摩》，《梁实秋散文集》，太白文艺出版社2016年3月版，第140页）难怪沈从文一看到北平发来的电报，马上就决定去趟济南。徐志摩的死对沈从文打击很大，以致其在一段时间内“常若有所失”。瞿冰森向他约稿，计划在12月6日的纪念专号上刊发，但他“胡胡涂涂”，“寔不知如何着手”。据说，徐志摩死后的当月，沈从文写过两首诗，均系未刊稿，且无标题(《沈从文全集》编者分别题作《死了一个坦白的人》和《他》)，有一首还是未完稿。直到1934年11月21日，他始在其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21期上公开发表了一篇纪念徐志摩遇难三周年的文章，即《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文中，他谈到赴济南打听消息，瞻仰徐志摩遗容，与徐志摩作最后告别的详情，同时表明：“纪念志摩的唯一的方法，应当扩大我们个人的人格，对世界多一分宽容，多一分爱。也就因为这点感觉，志摩死去了三年，我没有写过一句伤悼他的话。”
    50年后，沈从文在一篇题为《友情》的文章中，再次谈及他当时之所以保持沉默，没有作文悼念徐志摩的原因：“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因此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北晨学园 哀悼志摩专号》并非属于稀见书籍，已版《沈从文全集》漏收了这通信札，多少有点遗珠之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