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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一般认为船棺葬也是巴蜀文化的特征。那么巴蜀印章与船棺葬关系如何?究竟何人可使用巴蜀印章?它与使用者的等级、身份有无关系?代表怎样的社会人群?性质、功用如何?这些都是以往较少关注的问题。仅通过对巴蜀印章形制的划分、印面符号的解读,都无法回答,只有将其至于考古学的背景之下,展开系统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找到答案。本文在考古学的视角下,在对几个规模较大且公布材料较为详细的巴蜀文化墓地的分析基础上,结合对其他典型的巴蜀墓葬的考察,讨论以上问题。 通过对巴蜀墓葬资料的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可知是否随葬巴蜀印章与墓葬的形制、大小、葬式、随葬品数量的多寡及种类、性别等无关;巴蜀印章应非墓主身份等级、财富的标志,而可能是表示其所有者从事某种职业或具有某种技能。巴蜀印章的分布以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为核心区域。战国早期发现虽少,但已较为成熟;战国晚期形制多样化、复杂化。各地出土巴蜀印章的墓中,多见铜饰件,其在未出土印章的墓中甚为少见,应与印章有关。 巴蜀印章是指印面有巴蜀地区特有的图语符号的印章。一般认为巴蜀印章是巴蜀文化的特征器物,是判断其出土的单位是否为巴蜀文化遗存的标志之一。以往对巴蜀印章的研究,多围绕印章本身展开,或讨论其外观、形制,或研究图语符号的组合,或讨论图语符号是不是文字、如何释读,或从玺印的角度讨论其性质、功用、源流等问题。 浙江省博物馆 印章 巴蜀古印 一什邡城关战国墓地 四川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自1988年发现,至2002年,共发掘23次,清理了98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按葬具的差异可分为船棺葬、木板墓、木椁墓、无葬具的土坑墓四类。四类墓葬各自并无专门的分布区域,而是相互渗透、杂处。但近百座墓葬,仅有6座存在3组打破关系。墓地分六期八段,时代从战国早期早段到西汉中晚期。发掘者认为什邡城关墓地属同一文化系统,即巴蜀文化系统, 学界普遍认可这一观点。 时代属战国的墓葬有82座, 其中船棺葬49座(45座为单人墓,4座为合葬墓)、木板墓2座、土坑墓31座。出土巴蜀印章的墓葬仅4座,占战国墓葬比≈0.05。4座墓葬中船棺葬仅1座,其他3座均为土坑墓,船棺葬在随葬印章的墓葬中比值为0.25。出土印章的墓,时代均较晚,2座为战国中期偏晚,1座为战国晚期偏早,1座为战国末期。 先看船棺葬的情况。 随葬巴蜀印章的M33,在49座船棺葬中占比仅≈0.02, 在保存完整的37座船棺葬中占比≈0.03。 M33的时代为战国中期晚段,墓室口部面积约6.7平方米,在未被破坏的37座船棺葬中仅排第12位。一般认为墓室面积的大小与墓主身份的高低有关,若如此,M33墓主的身份显然不是最高的。49座船棺葬(53具船棺) 中有8具船棺形体巨大、制作讲究,舱、舷俱在且较深。从船棺体量、制作细节来看,这8具船棺的墓主可能属同一阶层,但仅1具出土了印章,说明印章并非墓主等级、阶层的象征。因尸骨保存不好,葬式无从考察。 从随葬品的数量观察,出土印章的墓,随葬品数量均相对较多,但并不是随葬品数量多的墓葬,就出土印章。M33出土16件随葬品;未出土的印章的墓葬中,随葬品数量比M33多的有5座。 就随葬品的种类而言,M33与其他40余座船棺葬一样随葬了圜底罐,且随葬了什邡墓地多见的釜甑。其独特之处在于随葬的8件铜器中,饰物占了很大比重,包括瓶形饰、双鱼饰、猪形饰、旗形饰各1件。M33也是49座船棺葬、73座战国墓、甚至什邡墓地发掘的98座墓葬中,唯一随葬此类器物的。这些形制特殊的器物,可能反映出墓主的身份有所不同。 犍为出土的巴蜀印章 再看土坑墓的情况。 随葬巴蜀印章的M10、M54、M95,在31座土坑墓中占比≈0.1,在保存完整的16 座土坑墓中占比≈0.19。 年代为战国末期的M95,墓室口部面积11平方米,是土坑墓中墓室面积最大者。但M10、M54的墓室面积分别为5.4和5平方米,在保存完好的土坑墓中分别为第12、13位,仅有4座墓的面积比M54小。据此推断,就土坑墓而言,是否随葬巴蜀印章,与墓室的大小无关。土坑墓的尸骨保存相对较好,有4座墓葬的葬式可辨。出土2枚印章的M10为二人合葬墓,均仰身屈肢。但同为仰身屈肢葬的M49却未随葬印章。采取侧身屈肢葬的M88,墓室面积4平方米;采取仰身直肢葬的M52,墓室面积为5.6平方米,亦未随葬印章。推测葬式的差别与是否随葬印章无关。 从随葬品的数量观察,与船棺葬情况相似,出土印章的土坑墓,随葬品数量均相对较多,但并不是随葬品数量多的墓葬,就出土印章。随葬印章的M95和M25均出土34件器物。但未随葬印章的墓中,战国早期的M25和战国晚期的M49,均出土34件器物;战国晚期的M38虽遭破坏,可辨别的随葬品仍有33件。可见随葬品数量的多寡,也即墓主拥有的财富的多寡,与是否随葬印章并无必然联系。 就随葬品的种类而言,3座出土印章的墓葬并无明显的特别之处。就陶器而言,三墓与其他二十余座墓葬一样,均出土了陶豆和陶圜底罐;陶釜、陶釜甑、陶器盖虽非每座墓葬皆有,但也属什邡墓地常见的器物。就铜器而言,三墓出土的器物也多为什邡土坑墓常见的器形,唯铜盘、铜璜形器、铜銮铃较少见。但未随葬印章的M98、M100亦出土铜盘;M98出土铜銮铃;土坑墓中虽仅出土印章的M54、M95随葬了铜璜形器,但未出土印章的船棺葬M27亦随葬1件铜璜形器。可见就随葬品的种类而言,随葬印章的土坑墓无明显特别之处,唯铜璜形器可能与印章有关,但仅M27一例孤证,似不足为据;且随葬印章的M10未见铜璜形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什邡城关墓地出土较多青铜兵器,这些铜兵器上大多有图案、符号。虽然有些符号既出现在铜兵器上,又出现在印章中,但同一座墓出土的印章和青铜兵器上的图案、符号并不相同。 总而言之,就什邡城关战国墓葬的材料来看,是否随葬印章与墓葬的形制、规模、葬俗、葬式;墓室面积的大小;随葬品的数量、种类均无明显关系。就什邡城关墓葬代表的人群而言,印章应非墓主生前阶层、等级的象征,与墓主的财富也无过多关系。我们尚不知道巴蜀墓葬中采用不同的葬具是否与族属有关,若有关,则印章与族属似也无必然的联系。随葬印章的墓均出土铜质兵器和生产工具,就以往的认识来看,与性别的关系不大。要言之,印章更可能是墓主从事某种职业或拥有某种技能的象征。 巴蜀符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