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其他典型巴蜀墓地分析 (一) 四川荥经同心村巴蜀墓地 1985 年至1986 年,在四川荥经县同心村清理了26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根据葬具的不同,分为无葬具的土坑墓和船棺葬两类。墓坑排列有序,方向基本一致,均为南北向。葬制、器物特征、纹饰风格、组合关系基本一致,时间较为接近,属战国晚期的巴蜀文化。这26座墓葬除3座残毁外,5座为土坑墓,其余均为船棺墓。1626座墓葬中有16座出土印章,比率≈0.62,是迄今发现的巴蜀文化墓地中,印章出土比率最高的。座出土印章的墓葬,13座为船棺葬,1座为土坑墓,2座葬具不明。 先看船棺葬的情况。 18座船棺葬中有13座随葬印章,比率≈0.72,是迄今发现的巴蜀墓地船棺葬中,印章出土比率最高的。总体而言随葬印章的船棺葬墓室面积都比较大,面积排在前6 位的,均出土了印章;面积在5平方米以上的有10座,其中8座出土印章。而未随葬印章的船棺葬中,面积5平方米以上的仅2座,且相对较小,分别为5.7、5平方米。值得注意的是这批船棺葬中面积最小的两座也出土了印章:M22 (也是同心村墓地面积最小的1 座) 仅2平方米;M7仅3.3平方米。据此看来,在同心村墓地船棺葬中,虽然随葬印章的墓也有面积较小的,但总体而言较大,这可能与墓主的身份、地位有关。在葬式方面,无论是否随葬印章,均有仰身直肢葬,暂无规律可寻。 从随葬品的数量来看,出土印章的船棺葬,随葬品几乎均在30 件以上,仅2 座少于30 件,一为M7 (24 件)、一为M22 (19 件)。而未出土印章的船棺葬,随葬品无一超过30 件。从陶器的种类来看,无论是否随葬印章,均以豆、圜底罐、平底罐、釜、钵等为主。从铜器的种类来看,无论是否随葬印章,均以戈、矛、剑等兵器,釜、鍪等容器为主。而铁器、漆器等则在两类墓中均有发现,看不出必然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同心村墓地的铜饰物,如瓶形饰、桥形饰、鸟形牌饰、鎏金饰等,均出在印章墓中,未随葬印章的墓则无一发现。据此推测这类铜饰物应与巴蜀印章有关。 综上所述,同心村墓地的船棺葬中,随葬印章的墓总体而言墓室面积较大、随葬品较多、且多出土铜饰物。这种现象在无葬具的土坑墓中也有发生。 5座无葬具的土坑墓中有1座出土印章,比率为0.2。随葬印章的土坑墓M11,墓室面积为4.8 平方米,出土17件器物,是5座土坑墓中面积最大、随葬品最多的。其他4座墓室面积均小于4平方米,随葬品均少于15件。M11也是土坑墓中唯一一座随葬铜器的,除1枚铜印章外,还出土1件铜手镯。这种现象表明,在同心村的土坑墓中,是否随葬印章与墓主生前的身份、地位、财富等有关。 巴蜀印章 (二) 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 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曾多次抢救发掘,至2003年,共清理墓葬11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对于小田溪墓葬的族属,学界普遍认同发掘者的意见,为巴族墓葬;对墓地的时代则有争议,综述各家意见,大致在战国末期至西汉初年。 M1 的规模较大,长约6、宽约4.2米,虽遭盗掘,仍出土了92件随葬品。其中既有铜罍、铜釜等大型容器,又有铜铺首、鎏金泡钉等小件,但未发现印章,极可能M1并未随葬印章。M2亦遭破坏,出土30余件随葬品,未发现印章。同期发掘的M3保存完好,长4.4、宽2.1米,棺内外涂漆,葬式不明,出土错银铜壶等58件器物,但未发现巴蜀印章。2002年发掘的M12,是小田溪墓地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M12椁室以上遭破坏,但随葬品保存完好。墓底长约7.6、宽5.66～5.84米;一椁一棺;墓主上肢弯曲、下肢伸直,头向东南;殉1人。M12随葬品编号158件,包括铜器48件(套),分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杂器5类;陶器8件;1套玉组佩及玉璧等。此墓亦未出土印章。鉴于M12是已发现的巴文化墓葬中规模较大、随葬品甚为丰富的墓葬之一,发掘者认为其与M1、M2均为小田溪墓地中身份最高的墓主之一。M1、M2 等几座大墓的墓主应当是当时巴族的上层统治人物,M12 的主人可能为巴国王族后裔。 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发掘的小型墓葬M4、M5各出土1枚陶印章。M4长3.2、宽1.15米,M5长3.06、宽1.82米。二墓除少量陶器外,随葬品均以铜器为主,但印章却为陶制,殊为独特。因缺乏更多材料佐证,小田溪墓地出土的陶印与巴蜀铜印章是否属同一类型的器物,具有同样的功用,仅材质不同;抑或并非同一类器物,尚待考证。但小田溪墓地几座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墓葬均未发现印章,据此推断战国末期至西汉初年,巴族中身份等级甚高的贵族不使用巴蜀印章。印章出自小型墓中,说明使用印章的人群,身份地位未必很高。小田溪墓地出土的陶印可能也是从事某一特殊职业或拥有某种技能的人群标识身份之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