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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一) 时代性 纵观出土巴蜀印章的墓葬,年代属战国早期的甚少,一是四川大邑县M4,为一坑三船棺的合葬墓,1号棺内出土1枚石印章;一是成都商业街船棺葬,为一座大型的多棺合葬墓,1号棺内出土3枚铜印章、12号棺内出土1枚铜印章。有学者指出大邑五龙M4出土的石质印章及其上的符号(图一∶1),质地和刻划均较原始。但年代同为战国早期的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出土的铜印章,既有扁方形,又有纺轮形;前者又有桥形钮和鸟形钮之分,印面刻纹类似巴蜀符号,与战国中晚期的巴蜀印章形制相差无几(图一∶2～5)。可见战国早期巴蜀印章发现的虽少,但已较为成熟。即使巴蜀印章早期使用的材质是石质,但其起源可能更早。 图一战国早期巴蜀印章 1.大邑五龙M4∶15 石印章2～4.商业街船棺葬1 号棺∶31、36、55 5.商业街船棺葬12 号棺∶6 战国中期,随葬印章的巴蜀墓有所增加,如规模甚大的新都县马家公社木椁墓,为带一条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墓,多次遭盗掘,仍出土2枚印章,发掘者推测墓主为蜀王,年代为战国早、中期之际,也可能是秦灭巴蜀以前,总之不会到战国早期。又如浦江县东北公社PDM1,为1坑2棺的合葬墓之一,葬具为一独木棺,出土印章1枚,年代为战国中期。前文统计的什邡城关墓地8座战国早期墓,无一出土印章。43座战国中期墓中有2墓出土印章,但比率仅为0.05。这说明战国早期印章被使用的较少,战国中期才增多。 到战国晚期,以巴蜀印章随葬的墓远较战国中期普遍。如前文所举荥经同心村战国晚期墓地,随印章的比率高达0.62。这虽是孤例,但同期的宣汉罗家坝墓地,时代从春秋晚期到西汉中期,出土印章的墓均为战国晚期以后。在巴蜀地区其他地点也多有战国晚期的印章墓发现。且战国晚期的巴蜀印章与前期相比,形制多样化,有扁长方形、纺轮形、覆斗形、铃形等;印面除方形、圆形,还有长方形、“山”字形、多边形等形状;印钮有桥形、鸟形、动物形等;印面符号更加丰富、复杂化。 宣汉罗家坝的巴蜀印章墓中,有数座年代或可到西汉初年。而年代为西汉早期的什邡城关M103,所出的2枚印章均为汉字印,可能至此期前后,带有巴蜀符号的印章逐渐消亡,而汉字印开始流行。但巴蜀印章与汉字吉语印的功用有何差别,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 地域性 巴蜀印章虽在多个地点出土,但大致以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为核心区域,在这一区域,有十余个地点出土巴蜀印章(图二)。目前出土巴蜀印章的地点中,最北为昭化宝轮院;24西南至越西华阳; 25南至云南昭通;26东南沿长江水系经宜宾向家坝、27巴县冬笋坝、28重庆涪陵小田溪,29到云阳李家坝;30东北到宣汉罗家坝。31在这个范围之间,今内江、遂宁、南充、广安等地,存在一片空白区域。宜宾至重庆的长江水系以南,目前也未发现巴蜀印章。这可能与考古发掘的局限性有关,也可能存在更深层的历史原因。 图二巴蜀印章出土地点分布图 (三) 性质及功用 通过上文分析可见,在大多数地点,是否随葬巴蜀印章与墓葬的形制、大小、葬式、随葬品数量的多寡及种类、性别等无关。一般认为一个墓地的墓葬属同一族系,上文所举的巴蜀文化墓地,虽墓葬形制及葬具有所不同,但以此即认为墓主不同族,证据不足;且不论采用何种葬具的墓葬,均有印章出土,除荥经同心村墓地甚为特殊外,印章墓在其他各个墓地、各类墓葬中的比例大致相同(表一)。如此则巴蜀印章与族属似亦无关。要言之,巴蜀印章应非墓主身份等级、财富的标志,而可能是表示其所有者从事某种职业或具有某种技能。结合出土印章的墓葬在墓地中并非面积最大、随葬品最多的现象推测,从事这种职业或拥有这种技能的人,在所处的社会群体中的地位并不甚高。 表一战国时期巴蜀印章墓葬比例统计表 值得注意的是,荥经同心村战国墓地26座墓葬中有16座出土印章,若说这16座墓的墓主都是等级较高的贵族,似不足信。可能同心村墓葬代表的这一群体的成员,大多从事某种特定的职业或具有某种特殊的技能。同心村船棺葬M22墓室中部略偏南处发现2 枚印章,此墓长2.5、宽8米,除去墓室两端器物堆放的位置外,中部仅剩1米左右的空间,简报据此推测墓主为小孩。这说明巴蜀印章代表的某种职业或技能,可能是家族世代相传的。 (四) 巴蜀印章与铜饰件的关系 各地出土巴蜀印章的墓中,比较具有共性的一点是,墓中多见铜饰件,虽形制各异,但此类饰件在未出土印章的墓中甚为少见。 如什邡城关墓地4座出土印章的战国墓中,有3座出土铜饰件,比例高达75%;而未出土印章的78座战国墓中,仅2座出土铜饰件。铜饰件以铜璜形器为主,共17件,分别出于3座墓葬,其中2座为印章墓∶M54出土9件(图三∶1～5)、M95出土4件(图三∶6、7)。出土印章的M33随葬的8件铜器中,饰件更是占了很大比重,包括瓶形饰、双鱼饰、猪形饰、旗形饰各1件(图四∶1～4)。M33也是城关墓地唯一出土此类器物者。 荥经同心村墓地有6座墓葬出土铜饰件,这6座墓葬均随葬印章。铜饰件虽仅十余件,但种类丰富,有瓶形饰(图四∶5)、璜形饰(图三∶8、9)、32 鸟形牌饰(图四∶6)、叉形镂空铃饰(图四∶7)、鎏金饰。而同心村未随葬印章的墓葬,无一发现铜饰件。 年代为战国早期的成都商业街船棺葬中,出土印章的1号、12号棺内也发现了铜饰件,如十字形饰(图四∶8)、圆泡形饰(图四∶9)、钩形饰(图四∶10),这类铜饰件不见于同墓地其他未出土印章的棺。 上述铜饰件不论形制如何,形体均较小,长度不超过10 厘米。这些形制特殊的铜质饰件,虽在不以印章随葬的墓中偶有出土,但多出于巴蜀印章墓中,应与巴蜀印章有关。 (作者:郭明 高大伦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文刊于《四川文物》2018年第1期与中国社科院考古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