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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汉罗家坝战国墓 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自20世纪50年代始,多次发现巴蜀青铜器。1999年至2007年,在此清理墓葬65座(7座空墓),1座为无葬具的曲尺状竖穴土坑墓,其余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后者按葬具的不同,又分为船棺葬、木棺墓和无葬具的土坑墓三类。墓葬排列整齐,分布密集而有序,虽墓葬间距较近,但叠压打破关系较少。发掘者将罗家坝墓葬分为六期8段,时代从春秋晚期到西汉中期。发掘者同时认为,虽然罗家坝墓地前后六期并非一脉相承,但均属巴国的一个重要民族———賨人。 出土随葬品的58 座墓葬中,1座年代为西汉中期;7座出土随葬品甚少,时代不明;其余50座年代大致均为战国时期。这50座墓葬中,有曲尺形土坑墓1座、船棺葬2座、木棺墓8 座、土坑墓39座。出土巴蜀印章的墓葬仅7座,占战国墓葬比≈0.14,若几座年代不明的墓葬均为战国时期,这个比值会更小。7座墓中,6座为土坑墓,1座为木棺墓;2座船棺葬中均未发现印章。出土印章的墓葬,时代均为战国晚期。 先看土坑墓的情况。 随葬巴蜀印章的土坑墓有6座,在39座土坑墓中占比≈0.15。M51的墓室口部面积最大,为3.3平方米,在39座土坑墓中仅排第9。墓室口部面积最小的M12为1.1平方米,也是整个墓地土坑墓中面积最小的,但M12为二次葬。另一座出土印章的M10为一次葬,面积仅1.3平方米。6 座墓中,2 座为仰身直肢葬,1座为侧身直肢葬,2座葬式不明,1座为合葬墓。就葬式而言,出土印章的墓葬似无一定规律,与整个墓地以仰身直肢葬为主的情况一致。 出土印章的土坑墓,随葬品的数量多寡不一,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但并非随葬品数量最多或最少的墓葬,就出土印章。印章墓中随葬品数量最多的为战国晚期的M51,计28件;其次为同时期的M57,计27件;第三为同时期的M25,计21件。然而在39座土坑墓中,随葬品在20件以上的还有8座,其中随葬品在30件以上的有5座。如时代为战国晚期的M53,出土57件器物;同期的M30,出土37件器物,等等。同样出土印章的M10、M12、M21的随葬品却甚少。战国晚期的M10 仅有4件随葬品,其中2件为印章;同期的M12为二次葬,仅出土1枚印章、1件管珠。时代在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之间的M21出土6件器物,其中1件印章。但有7座未出土印章的墓葬,随葬品数量也少于10件,如战国中期的M34,仅出土2件器物;同期的M3,仅出土6件器物。可见是否随葬印章,与墓主生前拥有的财富关系不大。 就随葬品的种类而言,随葬品较多的M25、M51、M57,均出土几乎见于每座墓葬的陶豆;而圜底罐、平底罐、陶瓮、陶盂、陶钵、陶纺轮等,也是罗家坝墓地较常见的陶器;出土的铜剑、铜镞等兵器,亦为此墓地常见的类型。比较特殊的是,M51出土1面铜镜,这是罗家坝墓地出土的唯一1件铜镜。M57出土2件铜璜形器,除此外,仅战国晚期的M31出土了1件铜璜形器。这两类器物,可能反映出墓主的身份有所不同。 巴蜀图语印章 摄影 陆苏倩 再看木棺墓的情况。 随葬印章的木棺墓仅有M24,在8座木棺墓中占比≈0.13。M24墓室口部面积1.8平方米,是8座木棺墓中最小者。而墓室面积最大的战国早期M61,达20.1平方米;与M24同为战国晚期的M65,为8.7平方米。虽M61、M65均为合葬墓,墓室结构与单人葬有所不同;但同为单人葬的战国中期M44,墓室面积4.8平方米;M40为4.2平方米;M28和M64均为2.2平方米。可见是否随葬印章,与墓室面积大小的关系不大。虽然木棺墓中可辨识的葬式均为仰身直肢,但出土印章的M24葬式不明,故是否随葬印章,与葬式之间的关系无从考证。 从随葬品的数量观察,M24出土20件器物,是8座木棺墓中随葬品最少的,其他7座未出土印章的木棺墓,随葬品数量都多于M24。如战国中期的M44,出土器物达56件,同期的M64出土器物46件,等等。 就器物的种类而言,M24与其他7座墓相同,均出土了陶豆;出土的陶圜底罐、铜钺等,也都是木棺墓中常见的器物。 总而言之,就罗家坝战国墓葬的材料来看,是否随葬印章与墓葬的形制、规模、葬俗、葬式;墓室面积的大小;随葬品的数量、种类均无明显关系,反而是在墓室面积不大、随葬品数量相对较少的墓中出土印章。就罗家坝墓葬代表的人群而言,印章应非墓主生前阶层、等级的象征,与墓主的财富也无明显关系。罗家坝遗址的2座船棺葬均未出土印章,据此推测印章与使用船棺葬的群体未必有必然的联系。但罗家坝发掘的船棺葬数量过少,其真实情况还需更多的材料来证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