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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游牧记》自注的内容 自注作为一种史书体例，对作者的帮助非常大，以自注来补充原文，可以减轻正文的叙述压力，使材料得到合理的安排，观点得到全面的论述，“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由来”④，产生出事半功倍的表述效果，因此章学诚认为运用自注可使“翰墨省于前，而功效多于旧”⑤。同时，史书自注在客观上起到了保存历史文献、丰富历史知识、改善学术风气的作用。 《蒙古游牧记》各部类均有总叙，又作详赡的自注。张穆以翔实的资料，精确的考订，补充、匡正了辽、金、元三史之缺，“面对广泛而丰富的内容，张穆在《蒙古游牧记》中采用了自撰自注的办法。其正文用笔精炼，主要记载内外蒙古各部地理建置沿革；注文则征引大量史料，叙述其山川水道、地形险夷、古今史迹文物、风土人情等。这样，既突出了某一专题，又兼顾到了其他方面，记述广博而条理分明，这是对地志编纂方法的创新和发展。”⑥由于前十二卷文稿已经完成，所以自注直接随文双行细字出现，而十三至十六卷的正文和自注尚未完稿，需要补苴。在自注文字之前，何秋涛标记为“原注”，何氏自己所作的注释则标记为“补注”，以示区分。如卷十五记载“东至精河屯田”之后，有张穆原注和何秋涛补注，“[原注]：接精河城界。《西域水道记》安阜城，管户四十二，屯兵六十人，户屯、兵屯各种四千二百六十亩。又有园户，种田千二百四十三亩。[补注]：乾隆二十七年，初置精河屯田四千五十亩，递年或增或减，四十年，额屯三千三百六十亩，其管屯田都司千总、把总，由陕西省调拨。土宜小麦、青稞、粟穀”⑦。原注(张穆自注)主要介绍了精河屯田的人口和田地数额，何秋涛补注则对乾隆年间屯田制度的变化情况、管理机构设置和隶属、农作物的品种作补充说明。 张穆《蒙古游牧记》的自注，具有独特的内容和风格。 (1)考察民族源流 在长期的游移生活中，北方各民族不断发生变化，或分化或融合，或此去或彼来，其分布和去从情况相当复杂，只有搞清动向，才能更好地溯源寻踪。《蒙古游牧记》对蒙古各部落所在内外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等地区的历史地理以及各部落起源等考订，在分析历代和清代大量官私著作中的种种记载和考证时，往往是广发搜集，择善而从。在阐述各个民族、部族、部落的源流时，作者引用《诗经》《史记》《汉书》《通典》《蒙古源流》《明史》《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朔漠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龚之钥《后出塞录》等数十种具有权威性的史料，对正文中所及人物、民族、史事、地理形势、古迹等，逐项加以考释、疏证，辨其同异，别其真伪。在记述“匈奴”时，自注：“杜佑曰：《山海经》已有匈奴。《周书》又曰：正北匈奴，以聚驼为献，当时犹微也。”⑧柔然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民族，迅速勃兴，有很快衰落，并且在历史上销声匿迹。在提及“蠕蠕”时，自注：“本名柔然，魏太武改名。其境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其主社仑始号可汗，犹言皇帝。”⑨这条自注将柔然族的名称、活动范围及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做了简明扼要的说明，有助于人们对柔然兴盛时的控制范围和内部情况的了解。在论及准噶尔的渊源时，自注：“《朔漠方略》曰：雍正七年正月，上论准噶尔一部落，原系元之臣仆，其始祖曰额森。额森之子托珲，渐至大员，因扰乱元之宗室，离间蒙古，恐获重罪。遂背负元朝之恩，逃匿于西北边远之处。元末又扇诱匪类，结成党与。遂自称准噶尔。穆谨按：此于乾隆间钦定《蒙古王公表传》及龚之钥、方观承诸人所纪不同。盖其时准夷未平，传闻异辞，不能尽合也”⑩。 (2)考辨历史时间 林国赞说：“盖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欲其详”(11)。时间的准确，是揭示历史发展线索的首要条件。由于依据材料的局限，史书中经常出现时间概念不准确的现象，给人们的历史认识造成误区。在“蒙古太宗七年，建都和林”条下自注：“沈君垚曰：《元地理志》，太祖十五年建都和林。按：十五年太祖在西域，春三月，帝克蒲华城。夏五月，克寻思千城，驻跸也石的石河。秋，克斡脱罗儿城，驾未中回，安得有建都城之事。”(12)接着又引用长春真人《西游记》的记载“师闻行宫渐西，春秋已高，欲待驾回朝谒”。根据这段记载，“则自前年征西域后，驾实未尝中回也。且太祖所居之见于纪者，六年春，帝居怯绿连河；十一年春，居庐朐河行宫。十九年，由西域班师。二十年春正月，还行宫，秋七月，崩于萨里川哈老图之行宫”。又耶律铸《双溪醉隐集》的相关材料，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以说明“太祖十五年建都和林”说之不可信，“和林建都实始于太宗，非由太祖也”(13)。自注材料翔实，论证充分，很有说服力。类似上述的自注，在这段八百余字的记述中，作者一共撰作了21条，将近一万字，不但使所述事实更加明析，而且使读者对诸书的记载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张穆在撰写《蒙古游牧记》时，一方面参考了方略一类的文献资料，另外对于“近年兴建，则又询诸典属，访诸枢垣”，这条自注很突出地反映出作者从多种渠道发掘资料。 (3)疏证地理 有位法国学者说过，地理既是历史的儿女，又是历史的母亲。这句话的涵义是：社会的发展既依赖生态环境，又影响生态环境。首先，历史是从地理给它提供的各种“可能”中逐步做出选择的。另一方面，地理环境一般也是人类几个世纪的活动和原有地理条件作用的结果。(14)研究历史变迁和民族分布，必须对特定的地理状况了然于心。张穆本人“精训诂，通天文、算术及地理之学”(15)，其有关地理方面的疏证一般都很详尽，对于建制沿革、生态环境、城堡关隘、山川形胜、物产开发情况等均能条分缕析。 追述地名沿革。卷二记载，土默特部处于古代孤竹国的区域，“汉置柳城县，属辽西郡。晋咸康中，慕容皝建都于此，改为龙城县”，正文的叙述很简约，只是讲出了主要线索，在自注则展开叙述：“皝以柳城之北，龙山之西为福地，乃营制宫庙，改柳城为龙城，都焉。永和六年，慕容俊请迁于蓟，八年，建留台于龙都，即龙城也。隆安初，慕容宝复都于此，义熙五年，冯跋自立为天王，仍都龙城。慕容熙墓在城西。《十六国春秋·后燕》录：慕容熙墓、苻后墓锢三泉，周输数里，内则图画尚书之像，号曰徽平陵。及将葬熙，为冯跋等所杀，高云僭立，与苻后共葬于徽平陵。《元一统志》：徽平陵在兴中州西三十里，慕容熙与苻后墓葬处，即八角墓”(16)。从这段自注材料中，不仅记述了龙城地名的变迁以及相关的历史事件。 记载山麓形胜。关于漠北和漠西地区的山川形势阐述得尤为具体。有关“汗山”条，和“阿尔台山”(即阿尔泰山)的注疏，每条释文均长达2800余字，征引史料近10种，凡涉及地理环境、山脉走向、隘险、形胜、历史掌故、通路、植被、屯田等方面的内容，在自注中都分别进行探索(17)。在叙及“龙头山”时，张穆指出：龙头山，“蒙古谓之阿拉克鄂拉，乃甘州城北东大山脉，绵延边境，山口即边关，建夏口城，距浅川堡五里，山尽为宁远堡，距龙头山里许，有昌宁湖界之，内地兵民耕牧久”(18)。在对“贺兰山”的自注中说：“贺兰山，在灵州保静县西九十三里”，“山有树木，青白如驭马，北人呼驻为贺兰，其山与河东望云山，形势相接，通逃向北，经灵武县。又西北经保静县西，又北经怀远县西，又北经定远城西，又东北抵河，其抵河之处，亦名乞伏山，在黄河西。从首至尾，有像月形，南北约长五百余里，真边城之拒防。山之东，河之西，有平田数千顷，可引水灌溉，如尽收地利，足以赡给军储也”(19)。在“南至凉州、甘州二府边外界”条下，征引《水经注》《寰宇记》《地形志》《一统志》《通志》《元和郡县志》《都司志》等文献。来说明其附近形胜古迹。 描绘河流走势。在“牧地跨色楞格河”条下，详细介绍了色楞格河的流向和支流，“色楞格河，自赛音诺颜部东北流入界。有厄赫河。自西北大山东南流，合翁佳河诸水来会，水势始盛。稍东，有布呼图河，自南合三水来注之。又东北，受北来一水。又东北，有一河自西南沙昆沙拉之北，东北流，合东南一水，北来注之。又东受西南一小水，又东经布龙山北麓，山脉西南自巴颜济鲁克山、赛堪山，绵亘而东北，为厄鲁墨得衣山。又东为西拉克山，为布昆沙拉山。又东北为此山，蜿蜒至两河合处，为色楞格鄂尔坤界。色楞格河自山北麓，又东北数百里，而鄂尔坤河自南合土喇河诸河之水，东北流来会，水势愈盛。”(20)这条自注将色楞格河的流经地，以及沿途注入的支流，做了仔细的交代，强调了水势始盛和水势愈盛的过程和关节点，表述方式颇有郦道元《水经注》的流风余韵，祁隽藻称赞其书当与《水经注》并驾齐驱(21)，是有根据的。 (4)纠正文字错讹 蒙语人名、地名在转译过程中出现许多歧异写法，时间一久，传写更乱。张穆对正文中涉及的文字做了说明，“洪熙间，蒙古臣阿鲁台为瓦剌所破”，自注“瓦剌即卫拉，或以乌拉特为瓦剌之讹者，非也。阿鲁台乃人名，非部名。或以厄鲁特为阿鲁台之转者，亦非也”(22)。姓氏在转译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的讹误，长期以来以讹传讹，逐渐失真，张穆引经据典对其进行追索，指出正确的读音和字形。“其酋奎蒙克塔斯哈喇，姓博尔济吉特”，自注：“《蒙古源流提要》曰：‘皇上几余览古，以元代奇渥得姓所自，必史臣传讹，询之定边左副将军喀尔喀亲王成衮札布，因以此书进御考证本末，始知奇渥温为却特之误。’蒙古博明《西斋偶得》云：‘《元史》称帝姓奇渥温，《秘史》，戴孛敦察尔自为孛尔只止歹氏，此亦如中国姓氏之别，盖蒙古之类凡十数，皆出自奇渥温姓，帝自为孛尔只止歹氏以别之。孛尔只止歹其先世之名也，蒙古不讳名，其来久矣。今蒙古元裔皆博孛尔济只吉上特歹氏，而姓确特。确特北音作平声，即奇渥亦平声，二字合温，其余音当曰译言之讹耳。’穆案：孛敦察尔，《秘史》作孛端察儿；孛尔只止歹，《秘史》作孛儿只斤。《西斋》语有误。钱大昕《元史考异》：‘太祖姓奇渥温氏，按《元秘史》作孛儿只吉歹氏。明杨子器《宫词》注亦云世祖姓孛儿只斤。只斤即只吉歹，译音有轻重耳，今译为博尔济吉额。’穆案：《考异》所据《秘史》本，即余刻入杨氏连筠丛书之本，而引用亦误何也？龚之钥《后出塞录》：‘喀喇沁尔蒙古，皆以王为姓，其先乃山东胶州人，至今尚通往来，谱系亦略可考。’穆案：此无征之言，不足据也”(23)。姓氏译音的声调及字形歧异较大，因此出现各种不同的说法。张穆广征博引，对产生讹误的根源和主要表现进行溯源式考察，而对一些无稽之谈如《后出塞录》中的说法虽然列出，却明确表示不足为据，予以摈弃。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24)。张穆的做法与裴松之相似。 (5)补充事实 《蒙古游牧记》以记地位主线，其中涉及的人事则相对简略。历史是人的活动，人事过简，不利于对全书的把握。张穆在自注中将这部分内容列入，以增益正文，帮助读者对正文的理解。卷九记载，乾隆二十一年，多尔济达什之子成衮札布“以严守汛地功，奖赐公品级”，却没有记载获此殊荣的原因。在自注中则将其缘由交代得十分清楚：“和托辉特逆贼青衮咱卜叛，造伪符彻汛兵，成衮札布与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台吉逊笃布，察其诈，督兵严守各汛，誓死拒。奖明大义，有此赐”(25)。卷七记载，雍正元年，丹津多尔济“晋郡王”，自注：“谕曰：自西北两路出师以来，贝勒丹津多尔济，扬历戎行，奋勉效力，圣祖仁皇帝深爱其才，著加恩晋封多罗郡王，以示奖励”。到了雍正十一年，“以罪降郡王”，正文没有说明所犯何罪，而是在自注中予以补充交代：“初，额驸策凌，遇贼克尔森齐老，丹津多尔济奉檄往援，行未十里，驻兵不前。及额尔德尼昭之役，贼由杭爱山阴败遁，丹津多尔济不追，迁延杭爱山阳。已从冒功妄奏，以大败贼告，赐智勇号及黄带，又特封长子贝子多尔济色布腾为世子。至是，追论顺承郡王防御不力罪，事连丹津多尔济，并行撤黜”(26)。前一条自注，张穆征引圣谕来说明丹津多尔济获得封赏的原因(在战场上奋勉效力)和封号(多罗郡王)，后一条自注，则阐明了他被降职的原因(不积极出兵阻敌，冒功妄奏，骗取荣誉)。如果没有这两条自注，对丹津多尔济的奖惩原因就无从得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