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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多重面向 历史证据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凭空建构出来的，而是民族交往和历史发展的结果。这种现实一方面表现为丰富的历史和政治遗产，另一方面也是凝聚各方面力量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制度和社会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如何继续推动这个历史进程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使之与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相适应，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民族共同体”在早期的讨论中主要指涉的是各种民族形态，基本等同于广义上的“民族”。广义的民族包括历史上的各种民族共同体，如氏族、部落、部族和现代民族，或者说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现代民族，等等；而狭义民族则专指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民族，也叫现代民族。[8]民族共同体包含部落、部族、民族三种类型或阶段(也有四种类型的说法)，与不同的社会形态相联系，构成人类集团发展的不同阶段。[9]民族是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的人们共同体，包含历史、经济、社会与文化等维度。要建设适应新时代阶段性特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就必须从民族现象的基本维度出发，突破现在民族单位的限制。 (一)推动共同繁荣与共同发展 马克思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10]在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当中，共同体的结构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其中经济结构即物质生产方式对于多民族社会的多种结构的发展变化起决定性作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是理解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经济基础的入口。这个时期最显著的标志是改革开放，最深刻的变化便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民族地区迎来了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内生动力不断被激发，经济增长连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民族地区基础薄弱，发展条件差，整体落后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与东部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增长速度虽然高，但由于基数小，总量差距还在扩大，发展质量的差距更大，民族地区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重点和难点。市场经济体系自东向西、自外而内地进入民族地区的过程中，在与少数民族传统生产方式衔接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脱离了这个衔接的结构和关系，便无法真正理解发生在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 目前的现实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建成，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作用日益凸显，其结果是，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社会都面临着多重力量的支配。比如，传统牧区社会现在同时存在着牧业、农业、工业三种经济方式。因此，对于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而言，就要认真研究少数民族社会如何与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更好地连接起来。 现代交往过程中，少数民族如何进入市场经济体系体现了生产方式衔接的立体化，涉及国家、民族以及民族内部的分层与结构。市场经济的扩张一方面是横向的，在东部与西部、汉族与少数民族、市场经济与民族传统的层面扩展开来。市场经济所裹挟的规则、技术、关系和文化逐步进入民族地区，进而影响少数民族社会传统的经济活动、社会组织与文化习惯。 各民族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地区之间的互补与互助，以进一步缩短东西部之间的距离，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目前，几乎所有的民族自治地方，都与内地和相邻的汉族地区建立了包括对口支援、横向经济联合等多种形式在内的经济技术协作与文化交流关系，这也是一种新型的民族关系的现实体现。 在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之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分配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现象也应运而生。这便是市场经济向纵深扩张的结果。虽然中央制定和出台了内容丰富、覆盖面宽、含金量高的支持政策，构筑了一个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优惠政策体系。但不同群体的人们由于资源、社会网络等因素的差异，导致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社会分化的现象日益突出。所以，要将民族社会作为不同层次人的集团放置到生产方式衔接的整体结构之下，只有这样，民族内部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才能展现出来。 社会公平是共同繁荣的重要基础，必须让少数民族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目前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民生建设尚存在差距，它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和难点。因此需要重点研究就业、教育、医疗和涉及少数民族传统生活习惯等领域的突出问题，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社会公平；真诚回应各族人民对于共同富裕的追求，科学研究少数民族生活中的现实困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