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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新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两者并存。地理空间上，我国民族分布交错杂居的趋势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到内地城市，内地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边疆民族地区；虚拟空间中，有关民族的各种观念与知识得到广泛交流，有效促进了各族人民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国情的认识，但各种错误观念也同时存在。各族群众交往交流的广度和深度都在迅速增强，但民族问题和各种一般社会矛盾问题也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社会领域的时代特征本质上是人们共同体的再生产问题。人的生产不仅是人类作为生命个体的生产，更重要的是人的全面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新时代的民族不再是生活于一定空间、社会、文化边界之内的集团，而是具有某种民族身份的工人、农牧民、农民工以及新的社会阶层。 人的流动问题本质上是由人与物在不同体系间“跨界”而带来的结构性变化，核心是社会结合的问题，其影响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离开家乡，成群结队地到异地工作和生活，形成所谓的“流动的民族”；另一方面，来自主流社会的信息、物资和人员，也源源不断地流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双重的穿越正使得我们国家与民族框架的核心部分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东西部之间的双向人口流动，使得我国民族分布交错杂居的趋势进一步发展。宏观层面，人们从传统的居住空间、社会纽带和文化环境中流动起来，跨越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重界限。复杂的流动现象必然会改变社区原有的文化生态和社会关系模式，从而对社会治理和民族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个体层面，流动人口作为劳动力要素进入了市场体系，但是他们的家庭、生活、消费仍然受到传统惯性和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少数民族因为其特殊的民族文化、生活习惯和政治身份，在这种双向流动的冲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和问题。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深入，并越来越深地融入到全球化体系中，原本由国家和民族所设定或隐喻的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界线”，不断地被越来越频繁的人员、物资和信息的流通所“穿越”，民族学所研究的人群业已成为一个流动的人群，而田野本身也成为一个流动的田野。在这样的时代，民族学必须摆脱对研究对象的僵化认识，深入人们共同体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去，积极投身到各种流动现象的研究中，从宏观方面解决社会结合的问题，从个体层面关心人们的生活和心态。 (三)建设兼收并蓄的共同体文化 在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形成了兼收并蓄的民族文化。然而，部分研究者在讨论中国民族的时候，却一味地强调文化交往中的异质性、特殊性，忽视了多元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性、联系性和共生性。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民族文化发展领域的主要特征变现为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并存。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再生产，最重要的就是文化的变化过程，即新的文化精神与文化模式的生成。全球化与城镇化改变了传统文化生成和保持的环境，必然会唤起不同民族的文化自觉。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同时存在“消解”和“再造”两个过程。在国家现代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民族文化的整体性、结构性、区域性一方面在不断地“消解”；同时民族传统文化的再造呈现出恢复和建构的蓬勃态势，新的民族文化内容被不断地建构出来。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同时推动了“统一化”与“多元化”两种趋势。精神文化建设、民族文化保护、文化产业政策等国家行为打造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公共文化体系。不同民族则基于民族文化传统与新获得的文化资本不断生产出多样化、地方化的民族文化特色。文化变迁受制于本文化内部的发展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结构关系。因而民族学应该重点研究文化变迁中的不同过程与不同趋势，推动民族文化的协调发展。 随着中国社会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国内各民族之间原有的文化边界不断被“穿越”，越来越模糊。民族之间频繁地发生越“界”现象，将与“异地”人群并置，使相异文化交错并存，这时民族文化可以转变为政治资产的价值来源：在内部作为集体团结和动员的基础，在外部作为争取全世界其他社会群体、政府和舆论支持的资本。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边界的频繁穿越或被穿越的过程，也是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表现。尊重多元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有助于淡化狭隘的民族意识，化解因为误解和偏见造成的民族矛盾。而突出多民族地域中文化的共同性与文化共享，大力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才能够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打造出适应时代要求的共建共有共享的民族文化。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社会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共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的“民族”不是哪一个民族，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所承载的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之后形成的，适应新时代发展方向的中华民族文化。一方面要充分认识民族之间的社会差异和文化多样性，处理民族冲突和文化差异，要有“美美与共”的胸怀；同时要研究不同民族、文明之间交流对话的历史与现状，积极推动文化交流和共享文化建设。只有继承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先进文化，吸纳人类历史上各民族的文明成果，立足新时代的条件，才能不断铸就中华民族文化的新辉煌。 (四)建设多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首先要对新时代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心理有所了解。社会心态方面，积极的因素与消极的因素并存。社会心态既是社会转型的反映，也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力量。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发展不平衡并存，必然导致积极社会心态与消极社会心态复杂交织。经济社会发展一方面造就了积极健康向上的总体社会心态，人们对于改革事业、美好生活前景、民族平等团结的信心更加坚定；同时分配矛盾与发展不平衡也导致了一些亟待重视的不良社会心态，社会焦虑、挫败感、被剥夺感等消极心态在小部分群体蔓延。同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导致了团结的与分裂的社会心态并存。民族政策的与时俱进创造了我国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局面，但也同时面临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活动的挑战，这些复杂的社会心态构成民族人群社会行动的环境条件与心理资源。任何一个群体、阶层、地域都面临多重心态的并存与交织，并与特定的社会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事件相联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目标是要“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③这就需要重视心态秩序建设问题，“情感上相互亲近”“人心”或者说社会心态应该成为民族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其中，历史记忆是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资源。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必然带来历史记忆的重构，这既包括博物馆等有形场所的大规模建设，也包括无形的历史传说和英雄事迹的重新传播。民族意识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民族成员不断再生产本民族的历史，以凝聚或重构本民族的集体记忆来适应社会现实。同时国家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也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公共记忆，以增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在记忆媒介快速变化、记忆方式多元化的当下，这两个层面的互动导致历史记忆的复杂性和流动性日益凸显。个体记忆、集体记忆与区域的共同记忆、国家的公共记忆在个体、群体、民族、国家之间的碰撞、交流，形成了民族意识、区域意识、国家意识的复杂关系，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互动和认同。④民族学如果忽视了其中的不同对象、不同层次的研究，就无法弄明白如何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