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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辩证的角度看“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于1989年赴香港中文大学作学术讲演时提出来的关于中华民族结构认知的重要理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费孝通先生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详细论述了中国“多元”文化和族体的由来与发展，并系统阐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滥觞与成熟。所谓“多元”，是在中华民族“统一体”内部各族体单元不同文化和习俗的“多元”；所谓“一体”，则是结成一个有机的复合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在广袤的中华大地历史舞台上曾经生息繁衍着灿若群星般的古代民族群体，他们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不同角色，经历过无数次的民族迁徙、征伐与融合，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正如我国著名历史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说”[15]86-108，他从考古学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单一的，而是呈“满天星斗式”的分布在六大文化区系②。费孝通先生在肯定中华文明起源“多元”说的基础上，结合顾颉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16]理论，发展成为当今时代普遍为学界认可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的本质区别也是民族学界争论多年的“多”与“一”之争。“大一统”作为中国历朝历代中央政府政治理想的最高诉求，贯穿于整个自秦以降的中国历史脉络。尤其是近代以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秩序被帝国列强的坚船利炮攻破消解之际，“中华民族”作为神州大地锦绣河山主人翁的主体意识彻底觉醒，顾颉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16]理论更是推动了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向前发展。当然，“一体多元”在强调“一体”的同时并非要掩盖“多元”，在中华大地这片广袤的疆域中，复杂的自然地理和社会人文环境本身便蕴含了“多元”的因素，如若再考虑到繁衍生息于不同区域的族群文化的多样性，“多元”作为历史和现实的存在便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所以，“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是中华民族整体结构的两个方面，二者不可偏颇、顾此失彼，忽视了任何一个方面都无法科学地认知中华民族的结构。人类文化的发展总是经历着“接触→冲突→交流→适应→整合”五个延续阶段而不断发展演进的[17]7-28。民族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一种载体，其发展也经历着类似的“接触、冲突、交流、适应、整合”的演进历程。 正如本文在前面所言，笔者并不是否定费孝通先生的观点，而只是想强调说明在谈及中国的族体结构时只讲“多元一体”，并不能完整地概括我国的族情与国情。“一体多元”作为我国族体结构一体两面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对“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肯定，也是对这一理论的发展。民族主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秩序建构的主要理论虽久经学界诟病，但当今时代依旧处在民族国家时代，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还是民族国家。虽然有学者提出用“天下体系”取代民族国家秩序[18]1，但在当今国际政治格局下，我们依然要致力于自身的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19]。从“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的辩证关系视角审视中国的族体和国体结构，这样看问题才能更加全面、完整、不失偏颇，才能更加科学地解读我国的族情与国情。 “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作为审视我国族体与国体结构的辩证统一视角，应当予以同等的重视，我们在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价值的同时，也要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本体的“一体多元格局”的现实意义。从“族体”上看，中华各民族从“多元”汇聚“一体”，经历了漫长的民族迁徙、交流、融合过程，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统一体。从史前时期的“自在民族”到王朝时代的“自醒民族”，从晚清之后的“自觉民族”到如今的“自强民族”，这漫长而复杂的民族演进历程体现了中华各民族多元汇于一体的艰难不易。就“国体”来看，早在先秦时期便产生了“大一统”思想，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更从国家治理层面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大一统举措，这就从政治制度顶层设计层面奠定了“一体多元”的格局，同时也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基调。新中国成立之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更为明确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这既强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体的首要地位，同时也体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多元”制度的重要补充，恰恰与“一体多元”格局的观点相适应。如果从族体单元与“民族统一体”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来看，他们之间是“多元一体”的关系，从族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也是“多元一体”的关系；但如若将国家和民族统一体放在首位，那么他们之间便是“一体多元”的关系。所以，我们只有将“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的观察视角辩证结合起来，才能更准确科学地把握和认识我国的国情与族情，才能更全面地理解我国的政治架构与民族格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