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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理论的贡献和局限性 (一)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理论的论述及贡献 民族作为一种人们共同体，与其他事物和现象一样，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指出：“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规律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15)这无疑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发展范畴的观点的。其理论贡献在于：一是表明了民族的形成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分不开的；二是肯定了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受客观规律支配，有始有末。 关于民族的形成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早就提出了民族和国家是从部落发展而来的观点，即“劳动本身经过一代又一代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了。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之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和航海。伴随着商业和手工业，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16)斯大林在1913年《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就强调：“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17)在1921年的《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中再次论及，即“现代民族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产物，封建主义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局面而胜利发展时形成民族的”。(18)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发展范畴的观点，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自然不能脱俗，必然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民族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一直存在下去，这是毫无疑义的。斯大林能从生产力和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经济形态对民族进行划分，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如果仅把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民族所具有的特征来作为衡量民族形成与否的唯一标准，则未免过于简单化。也就是说，不能以单调的标准抹杀世界民族的多姿多彩。 但我们也并不能因此否定了斯大林对现代民族国家层面的民族进行科学阐释的积极意义。郝时远就指出，“斯大林民族定义是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民族国家层面的民族进行系统阐释的、具有科学意义的论断”。(19)华辛芝指出，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之前，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时期，不论在对于俄国民族问题的认识、剖析上，还是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问题纲领的领会阐发上，都有他的独特之处。(20) (二)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理论的局限性 民族作为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它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形成的，“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分析，部落发展成为民族和国家应该是与原始社会解体和奴隶社会形成并行的。在人类最初的氏族社会并没有民族的差别，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部落及部落联盟的发展，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逐渐被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新的人们共同体即民族代替了。是什么因素推动了由部落结合而成民族这一伟大的变革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样讲：“比方在古代，所有民族原是许多不同部落由于物质关系和利益，例如对他族之敌视等等而结成的，由于生产力的缺乏。每个人必然不是做奴隶，便是拥有奴隶，等等，因此，属于某一民族，乃是人人‘最自然的利益’。”(21)明确告诉我们民族是由部落发展而来，其决定因素是“物质关系和利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进一步强调：“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分开的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Volk)的整个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22)部落联盟只是民族形成的第一步，二者并不能完全等同。部落联盟是民族形成的基础，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由部落联盟的两重性决定的，除了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之外，部落联盟还具有政治组织的功能。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是分不开的。民族自形成以来，其本质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紧密相关，并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不同类型的民族，而非只有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两种类型。斯大林指出：“资产阶级民族的消灭并不就是所有民族的消灭，而仅仅是资产阶级民族的消灭，在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的废墟上，新式民族即社会主义民族产生和发展起来。”(23)在当时的情势下，对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特征作一对比是无可厚非的，但仅仅从当时所处的时代进行“共时”性研究，进而忽略了“历时”性研究，把民族过程的历史割裂开来，这不仅不能解释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状况，也不符合近代殖民地国家的情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