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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在大陆高校演讲，言及二十世纪晚期人文及社会科学历史意识的再兴，有位研究生突然举手提问，如何评定“杜赞奇”（Prasenjit Duara，1950-）？我径自回答：“他是我的同学！” 在哈佛读书的时候，我最密切的学侣便是杜赞奇，常常抬杠，东西南北无所不谈；但同甘不共苦。他深受业师孔飞力（Philip Kuhn, 1933-2016）教授的喜爱，我却是不够格的学生。 杜赞奇和我虽是同窗，但并不同门。我的老师是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乃是比较思想史的名家，而孔飞力教授则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著名。以今日回溯看来，杜赞奇实属他最出色的弟子，在学界南征北战，屡建奇功。例如，他毕业后在一个小人文学院教书，不数年旋即转至中部学术重镇芝加哥大学任教。之后，又被新加坡国立大学礼聘，出任人文及社会科学的总策划，备受重用。 学业上，我和杜赞奇经常互助彼此语言的需要：他费心改了我博士论文的英文，而我遂对“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略有所悉。除此之外，杜赞奇和我治学迥然不同调。平日，我心仪英美的分析哲学（哈佛乃执分析哲学牛耳），故喜欢往哲学系跑。他因随孔教授从芝加哥大学转学过来，已经学有根柢。虽然我们两人都喜欢人类学、社会学，却是两条没有交集的平行线。我念的是当时正统的社会科学，他涉猎的却是明日新兴的异端之学，例如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1929-）、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等。他不时诚恳地劝我要识时务，我却执一不迁，负隅顽抗。后来的发展，果然证明杜赞奇的观点是正确的。1980年之后，这些名家的理论便以惊涛骇浪之姿，淹没了史学的园地。 有回，他已到芝加哥大学任教，邀我前去讲演。事后还刻意带我去逛芝大书店，指着霍米巴巴（Homi K.Bhabha，1949-）“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ism）的书，要我多加留意。可惜后来我都没跟上这些潮流，以致研究相对古板、落伍。 在哈佛念书时，因杜赞奇，我复结识了包筠雅（Cynthia Brokaw），她待人热诚且和善。偶尔我们三个人一起聊天、论学，还煮东西吃（杜赞奇善煮咖哩）。包筠雅从博士论文改写成书的《功过格》（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91）一书，乃是继日本学者酒井忠夫（1912-2010）之后的力作，甚受好评，而后她又致力于中国书籍和印刷史的开发，遂成此一领域的开路先锋，绝非西方“单书教授”（one book professor）可以比拟。 谈到以博士论文改写成书扬名，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1988），绝对值得大书特书。他初试啼声即一鸣惊人，不仅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John Fairbank Prize，1989），而且获颁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Joseph Levenson Prize，1990）。近史所有位同事甚至把他的“文化网络”（cultural nexus）一词时刻挂在嘴边，其受欢迎可见一斑。 以学术的“场域”（布尔迪厄的专用术语）视之，杜赞奇虽功成名就，却屡次企图回归哈佛母校，功亏一篑。浅见所及，乃是“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的史学倾向于经验、实证的探讨所致。即使他的业师孔飞力也只言及“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而止，不越雷池半步；而杜赞奇所擅长的概念思辨的进路，却不见得能全盘兜售。职是之故，他的声名在美国社会科学界恐怕远盛于中国史学圈内。所以他能在芝大大放异彩，和今日受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有人谓之南部“哈佛”）的延揽重用，盖可理解，皆因此二名校均以概念解析取胜。 1995年，他的第二本书《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1995），乃受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1983）的启示，拟将史学从民族主义中解救出来，又异常叫座，在华文学界尤其流行。而后，为了研究伪“满洲国”，杜赞奇还特别来台湾访问王德威兄的母亲——姜允中女士。按，姜女士来台后，一手苦心发扬山东王善人始创的“万国道德总会”，成绩斐然，有目共睹。 之后，他的研究就非“中国史”可以限制了。他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之后，眼界愈形开阔，从中国放大至全亚洲，学术议题也扩充到全球化、环境史，况之其代表作大多已有中文译本，是故在华文学圈，尤其在近代史领域亦占有一席之地了！ 居间，我也曾经受其感召，力图振作，跟上时潮，遂挪“前现代”的手法治理“后现代”的事业。花了近三年一本一本啃过福柯这批先知的文本，去探究“后现代主义”对史学实践的冲击。书成之后，赶紧向杜兄报告已超英赶美了，但他冷冷地回答：“‘后现代’已被超越，不再流行了！”令我顿时坠入万丈深渊，气馁不已，盖有“乃觉一个世代”之叹！ 除上述之外，我还有三事惹得杜赞奇不悦。其一，之前，他一有大著问世，便会惠赐我一册，分享成果。可是由于他声名大噪，他的书一旦被学生或同仁借去，经常长去不还。有朝一日，他补上复本，上面竟写着：“下不为例！”（Second time—no more）。其二，有回约他一起共进午餐，由于年纪大，一时失忆，自己搭了高铁，跑去南部演讲。在车上接了他气呼呼的电话，竟然放他鸽子！最后，2012年“中央研究院”举办的“国际汉学会议”，晚宴竟然忘记备酒，他颇不以为然；宴席结束之后，他遂偕几位洋学者出去二次会喝酒。实在礼数欠周，十分愧疚。 杜赞奇热爱他的故乡——印度，每一语及则忧心忡忡，热泪盈眶，谓以家乡社会的复杂和族群分裂，定不如中国大陆易于崛起。这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观察，衡诸近况，确有先见之明。 近日，有友朋参加今年（2018）的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 Studies），捎来讯息，杜赞奇当选该会副会长，委实为他高兴，也与有荣焉！要言之，中国史研究仅是亚洲研究的一部分，更多的是其他地域和不同学科，甚至时下所流行的跨地域、跨学科的探讨，因此，杜赞奇能够脱颖而出，当选2018年亚洲研究协会的副会长，毫不意外（2019年则真除会长！）。这对他无疑是迟来、极大的肯定和荣誉，未尝不是“失之桑榆，收之东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