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貳）》近日出版，其中包含不少重要材料。如第9-21簡出現“從人”，第9-26簡出現“執灋屬官”，均可與嶽麓簡參證。筆者注意到，其中的兩件獄訟文書中出現了“相遝”，“相遝”以往出現于《嶽麓簡三》“暨過誤失坐官案”和嶽麓簡的一則秦令中，涉及秦代罪數問題，比較重要，學界有較多關注。[1]今得里耶簡材料，讓我們對“相遝”問題有了進一步認識。[2]筆者嘗試結合兩件文書，對“相遝”問題作探討。 “相遝”和“累論”，是秦代與罪數有關的一對概念，其首次出現于《嶽麓簡三》“暨過誤失坐官案”中，此案的內容如下： [敢]讞[之]：[丞]暨自言曰：邦尉（下？）更（？）戍（令？），（誤？）弗傳邦侯。女子畜馬一匹，買。卿（鄉）遣……權；谿卿（鄉）倉天窗容鳥；公士豕田橘，將陽，未斥自出，當複田橘，官令戍，掾弗得；走偃未當傅，官傅弗得；除銷史丹為江陵史，[簿]未定，與從事；廿一年庫計，劾繆弩百。凡八劾。以累論暨。此過誤失及坐官也。相遝，累論重。謁讞。 [視獄：廿一年]六月己未劾不傳戍令；其七月丁亥劾幹；其八月癸丑劾非系；其辛未劾窗、豕；其丁丑劾偃；廼十月己酉暨坐丹論一甲；其乙亥劾弩。言決相遝，不累。卻曰：不當相遝。……暨言如前。詰暨：累論有令，何故曰累重？何解？暨曰：不幸過誤失，坐官弗得，非敢端犯法令，赴遂以成私也。此以曰累重，毋他解。它如前。問如辭。鞫之：暨坐八劾：小犯令二，大誤一，坐官小誤五。已論一甲，餘未論，皆相遝。審。疑暨不當累論。它懸論。敢讞之。吏議：貲暨一甲，勿累。[3] 簡文提到暨因職事犯罪而被“八劾”，且對“八劾”的具體情況有兩遍描述，史達先生將這兩遍描述分別縷析如下表：[4]
經學界整理疏通，除第三劾外，其餘各劾的基本情況已經大致可通。筆者曾對此八劾的內容作過詳細梳理。[5]案件在定罪量刑的問題上，出現了“相遝”和“累論”兩個法律概念。案件最初的判決是“相遝，不累”，但上級機關認為“不当相遝”，將判決退回。而暨堅稱案件當“相遝”，而“累論重”。經過上讞后，最終的量刑是“貲暨一甲，勿累。”暨本人與審判者之間數次就“相遝”和“累論”進行爭議，說明“相遝”和“累論”為相對的定罪量刑術語。 整理者解釋“相遝”和“累論”時謂： 累論，與後文的相遝相對，二者所指為現代法學所謂“罪數”問題，即同一行為人所實施的多種行為應以一罪處理還是作為數罪處理。相遝，罪狀相及，相關，罪狀相關的過誤失都合併為一罪，僅判一刑。累論，積累論罪，即每一行為算一罪并判一刑，也就是將多種過誤失作為數罪處理。[6] 案整理者的理解比較準確，“累论”指累加論罪，即將“八劾”分別論罪后累加量刑，而“相遝”指相關、相及，即將八劾視為相關的犯罪，作為一罪進行量刑。整理者將“相遝”的“遝”理解為相及、相關，認為“相遝”指“罪狀相關的過誤失都合併為一罪”，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可信的。 嶽麓簡中出現了一則關於“相遝”的秦令，其內容為： 廿七年三月乙卯御史言：留書，數書同日偕留，皆犯令也。其當論者，皆不當相遝，其加者亦不當相遝，及皆不當與它論相遝，及論獄失者，其同獄一鞫有數人者，皆當人坐之。[7] 這是一條關於“相遝”的秦令，直接涉及“相遝”的法律規定，對理解這一法律概念具有重要價值。“暨過誤失坐官案”中提到“累論有令”，可見秦關於“相遝”、“累論”有相關的令條存在，此令可能即屬於“累論有令”的“令”之一。 令文規定，一人在同一日內同時稽留數份文書，皆屬犯令，在論罪時不當“相遝”，即不將之視為相關聯的犯罪而作為一罪論處，而是按照每份稽留的文書分別論處，再累加論罪。涉及加罪和其它犯罪，亦不能作為一罪論處。令文又規定，論獄失者，如果“同獄一鞫有數人”，亦不得“相遝”，而是“人坐之”。“鞫”是秦漢司法程序，指窮究犯罪，《漢書·刑法志》：“今遣廷史與郡鞫獄。”李奇曰：“鞫，窮也。獄事窮盡也。”所謂“同獄一鞫有數人”，指數人同一案件而屬於“一鞫”，此種情況下，吏在審斷時失刑，則不能將此失刑“相遝”，即視為相關聯的犯罪而作為一罪論處，而是“人坐之”，秦漢鞫獄故縱、不直反坐，張家山簡《二年律令·具律》：“鞫獄故縱、不直，及診、報、辟故弗窮審者，死罪，斬左趾為城旦，它各以其罪論之。”[8]“人坐之”即按照每個犯人分別反坐，再累加論罪。[9] 據此，所謂“相遝”即相關、相及，簡文中，“留書，數書同日偕留，皆犯令也”，同日稽留數份文書，每一稽留行為屬於一事，它們之間沒有關係，不當“相遝”。“論獄失者，其同獄一鞫有數人者”，雖同獄一鞫，但是當視為沒有聯繫的數事，因此亦不當相遝。 里耶秦簡中出現了兩件涉及“相遝”的獄訟文書，為進一步探討“相遝”的含義提供了重要資料。 里耶秦簡第9-706簡有： 卅一年八月辛丑，遷陵拔、丞歐徵訊啓，辤曰〼 貲一甲，與此相遝，它如劾。•史有視獄：啓〼 鞫：拔、歐、啓計校謬，不上校，大誤。坐計謬〼 [10] 里耶秦簡第9-2318簡有： 廿七年八月丙戌，遷陵抜訊歐，辭曰：上造，居成固畜園，為遷陵丞，故為啟〼 視獄，歐坐男子毋害詐偽自爵弗得，獄史角曹·六月丙子論〼（正） ·鞫：歐失拜大男子賞橫爵，有它論，貲二甲，與此同事相遝，審〼（背）[11] 這是兩件“鞫獄”類的文書，其格式亦比較接近。相關文書可以參看張家山簡《奏讞書》、嶽麓簡《奏讞書》以及里耶秦簡、湖南益陽兔子山簡中的司法文書。但是這兩件文書又與以往見到的文書不同，其中出現“視獄”程序，“視獄”在張家山簡和嶽麓簡《奏讞書》中多次出現，作“覆視故獄”、“視獄”等，指查閱獄訟案卷。[12]以往材料中的“視獄”，多與乞鞫、覆獄和上讞等程序有關。而里耶秦簡中的“視獄”，與以上程序似乎無關。那麼這兩件文書中為何出現“視獄”程序呢？我們認為可能與文書中的“相遝”有關。 第一件文書中，遷陵令拔、丞歐徵訊啓，“啟辭”謂“貲一甲，與此相遝，它如劾。”即以往因某罪貲一甲，與此罪“相遝”。於是史有“視獄”，即復查以往的案卷。根據黃浩波先生指出，《嶽麓簡四·賊律》：“·賊律曰：為券書，少多其實，人戶、馬、牛以上，羊、犬、彘二以上及諸誤而可直（值）者過六百六十錢，皆為大誤；誤羊、犬、彘及直（值）不盈六百六十以下及為書而誤、脫字為小誤。小誤，貲一盾；大誤，貲一甲。”簡文中的“計校謬”、“大誤”、“貲一甲”可能和此律文有關。[13]案睡虎地秦簡《效律》：“計校相繆也，自二百廿錢以下，誶官嗇夫；過二百廿錢以到二千二百錢，貲一盾；過二千二百錢以上，貲一甲。人戶、馬牛一，貲一盾；自二以上，貲一甲。”[14]秦代的“計”是一種賬簿，由“官”將“計”上報后，县廷諸曹进行“校計”，對“計”進行核查。[15]如“計校相繆”，則相關人員當擔責。《嶽麓簡三》“暨過誤失坐官案”中有“繆弩百”，即屬於“計校相繆”。里耶簡中的“計校謬”、“大誤”、“貲一甲”當與以上律文有關。而“計校謬”、“大誤”可能指“啟”以前所犯之罪，為“視獄”的內容，與此次所犯之罪“相遝”，故簡文稱為“與此相遝”。 第二件文書中，遷陵令抜訊遷陵丞歐，簡文中亦出現“視獄”程序。“視獄”的內容是：“歐坐男子毋害詐偽自爵弗得，獄史角曹·六月丙子論〼。”歐以往“坐男子毋害詐偽自爵弗得”，故論歐某罪。從文書下文的“有它論，貲二甲”看，以往歐所論之罪可能即“貲二甲”。而簡文中的“失拜大男子賞橫爵”可能指此次所犯之罪，或者即指“坐男子毋害詐偽自爵弗得”，由於簡文殘缺，目前不能肯定。簡文謂“與此同事相遝”。“同事相遝”，說明“相遝”的依據和前提是“同事”，“同事”的含義可能是同類事，也可能是同一事。在簡文中，可能指“坐男子毋害詐偽自爵弗得”與“失拜大男子賞橫爵”為“同事”，即屬於同類犯罪，因此“相遝”，即相互關聯。 里耶秦簡中“相遝”文書的出現，為考察秦司法中的“相遝”問題提供了重要材料，說明嶽麓簡中出現的“相遝”，在里耶秦簡的時代仍為秦司法中的重要問題。綜合《嶽麓簡三》“暨過誤失坐官案”、嶽麓簡中的秦令資料和《里耶秦簡二》中的資料，可以對“相遝”、“累論”作如下歸納： 第一，“相遝”、“累論”的適用範圍是秦代行政中的過失犯罪。“暨過誤失坐官案”中暨涉及的“八劾”屬於“大誤”、“小誤”、“坐官”、“小犯令”等，“大誤”、“小誤”又稱“過誤失”，“坐官”又稱“坐官弗得”等。嶽麓簡秦令中涉及“相遝”的犯罪包含“犯令”、“鞫獄失”等，里耶秦簡涉及“相遝”的犯罪包含“大誤”、“弗得”、“拜爵失”等。涉及“相遝”的犯罪均為官吏的職事犯罪，且為過失犯罪，類似于後世的“公罪”。[16] 朱瀟女士在探討“相遝”和“累論”時，有一段精彩的論述：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累論和相遝兩項刑罰原則，僅在嶽麓秦簡案例中出現一次，因此很難推測它們在秦代司法實踐中的具體適用範圍。從案例的行文看，暨在強調自己的行為“過誤失”屬於“相遝”時指出：“不幸過誤失，坐官弗得，非敢端犯法令，赴遂以成私也。此以曰累重。”據該陳述推測，適用“累論”需要“端犯法令，赴遂以成私”的條件，而此情形似乎僅僅出現在官吏犯公罪時。所謂公罪，就是指官員在執行公務中的疏忽過失，或者不能盡職履行公務的情況。如辦事錯謬、怠忽職責等。本案中所涉及的犯罪均屬於比較典型的公罪。或許將累論和相遝暫且視為適用于坐官情形下的刑罰適用原則，將是比較謹慎的做法。[17] 案新出的材料證明，“相遝”和“累論”確實不是秦代罪數問題普遍適用的原則，而是僅適用于官吏的職務犯罪中，且局限于行政中的過失行為，[18]大致與後世“公罪”的概念相合。後世的職事犯罪分為“公罪”和“私罪”兩種。“公罪”是為“公”，表現為職務中的過失、錯謬、不覺、不知以及力不能及等行為，並非出於官吏的主觀故意，而私罪是為“私”，表現為故意枉法，並且有以職權、職事謀私的動機存在。[19]秦代涉及“相遝”、“累論”犯罪，均屬於此類“公罪”的範疇。[20] 第二，“相遝”的含義是相及、相關，“相遝”又稱“同事相遝”，指屬於同類事或同一事而具有關聯性的犯罪，“同事”是“相遝”的依據。屬於同類事或同一事而有關聯性的犯罪，按照一罪處理。但是從秦簡看，“相遝”的使用比較混亂，如“暨過誤失坐官案”中，暨被八劾，此八劾不屬於同一事，但是最終卻被認定為“相遝”。在嶽麓簡的令文中，同日內稽留數份文書，不屬於一事，令文規定“勿相遝”。而在“論獄失”的行為中，同一案件有數名罪人，但是其論獄卻只有一鞫，當屬於一事，而令文卻規定“不當相遝”，而是“人坐之”。顯然，秦代處理罪數的原則雖然是“同事”，但是在具體實踐中卻不易操作，無法準確把握“同事”的概念。[21] 綜上，通過《里耶秦簡二》的材料，筆者認為“相遝”、“累論”是秦代行政過失行為中使用的兩種并合論罪的方法。“相遝”指屬於同類事或同一事的行政過失行為具有關聯，屬於一事而具有關聯的過失行為只認定為一罪，不屬於一事而不具有關聯的行政過失行為則分別論罪，累加量刑。秦代雖然規定“相遝”的原則是“同事”，但在實際操作中似乎無法把握“同事”的標準，因此在司法實踐中，“相遝”、“累論”的使用比較混亂。 [1] 張伯元：《“累論”與數罪並罰》，《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八輯，第49-54頁。陳松長、溫俊萍：《論秦律的罪數處罰——以“嶽麓書院藏秦律”為中心》，《簡帛研究》2016年秋冬卷，第80-85頁。朱瀟：《嶽麓書院藏秦簡<為獄等狀四種>與秦代法制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37-145頁。 [2] 筆者曾系統研究嶽麓簡中的“相遝”和“累論”問題，參見拙文《嶽麓秦簡“暨過誤失坐官案”發微》（未刊稿）。 [3] 釋文參考陳松長、溫俊萍《論秦律的罪數處罰——以“嶽麓書院藏秦律”為中心》，《簡帛研究》2016年秋冬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81頁。釋文用寬式。 [4] 陶安：《嶽麓書院藏秦簡（三）校勘記》，《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第542—545頁。 [5] 參見拙文《嶽麓秦簡“暨過誤失坐官案”發微》（未刊稿）。 [6]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第149—150頁。 [7] 陳松長、溫俊萍：《論秦律的罪數處罰——以“嶽麓書院藏秦律”為中心》，《簡帛研究》2016年秋冬卷，第84頁。 [8] 彭浩、陳偉、工藤元男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8頁。 [9] 學者認為秦漢論獄不直者當反坐，則論獄失亦可能反坐。參見徐世虹主編《中國法制通史·戰國秦漢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90頁。 [10] 湖南省文物考古所編著：《里耶秦簡（貳）》，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29頁。 [11] 湖南省文物考古所編著：《里耶秦簡（貳）》，第89頁。 [12] 李學勤：《<奏讞書>解說（下）》，《文物》1995年第3期。 [13] 黃浩波：《<里耶秦簡（貳）>讀札》，簡帛網，2018年5月15日。 [14]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75—76頁。 [15] 參見汪桂海：《漢代的校計與計偕簿籍》，《簡帛研究》2008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95—202頁。黃浩波：《里耶秦簡牘所見“計”文書及相關問題研究》，《簡帛研究》2016春夏卷，第81-119頁。 [16] 秦代為何在職事犯罪中採用“相遝”、“累論”？“相遝”、“累論”的性質到底是什麼？2017年11月在“山東大學第一屆漢唐制度史青年學者工作坊”上，作為點評嘉賓的侯旭東先生認為“相遝”、“累論”可能和漢代考課中的“得算”、“負算”有關。案秦漢考課依據法律進行，涉及賞罰制度，考課不合格者往往受到貲甲、貲盾的處罰，或許“相遝”、“累論”確與考課制度有關。我們懷疑“相遝”、“累論”不是秦代罪數的法則，而是一種處理行政失職行為的特殊制度。 [17] 朱瀟：《嶽麓書院藏秦簡<為獄等狀四種>與秦代法制研究》，第142頁。 [18] 陳松長、溫俊萍先生推測“相遝”、“累論”的規定可能和犯罪的故意和過失有關，“端為”者可能“不當相遝”，過失者可能“相遝”。參見陳松長、溫俊萍《論秦律的罪數處罰——以“嶽麓書院藏秦律”為中心》，《簡帛研究》2016年秋冬卷，第85頁。筆者認為，簡牘中“不當相遝”的“論獄失”、“犯令”等均屬於過失犯罪，說明相遝、累論均与過失有關。而根據里耶簡，判定“相遝”的依據是“同事”，似非故意和過失。 [19] 徐世虹：《秦漢律中的職務犯罪——以公罪為考察對象》，《政法論叢》2014年第6期。徐世虹先生認為秦代雖未見公罪之名，但公罪之實已具形態。筆者曾對“暨過誤失坐官案”中的“公罪”問題作專門探討，指出秦代已經存在公罪和私罪的區分。參見拙文《嶽麓秦簡“暨過誤失坐官案”發微》（未刊稿）。 [20] 目前沒有見到職事犯罪之外的犯罪採用“相遝”、“累論”的材料，但是并不表示其不存在。在沒有出現此類材料的情況下，論定“相遝”和“累論”是處理行政過失犯罪的原則，似乎有採用“默證法”之嫌疑。 [21] 陳松長、溫俊萍先生亦指出，“暨過誤失坐官案”的判決，經歷了由“相遝”到“累論”再到“相遝”的曲折過程，可知秦律中關於罪數量刑的原則並非絕對明確，而是存在一定的搖擺空間。參見陳松長、溫俊萍《論秦律的罪數處罰——以“嶽麓書院藏秦律”為中心》，《簡帛研究》2016年秋冬卷，第82頁。 （编者按：本文到達簡帛網信箱時間爲2018年5月17日07:0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