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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中国古代女性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三从四德”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三从四德”肇始于先秦，明清时期日趋极端，成为束缚妇女个性与人身自由的枷锁，尤其是“三从”造就的所谓“烈女节妇”事迹，其中不乏女性个体的悲剧事例。其实，在先秦语境中，“三从”原则彰显出的男性优越现象，大多集中在性别分工中男性主导的政治（如祭祀和外交等）、军事、社交等场域。从具体生活场域以及伦理关系来看，父女、夫妇、母子之间，亦存在双方必须遵守的双向准则（如父慈、子孝、夫义、妇听等）。特别是在母子之间，母亲往往占据优势地位，其个人意志超越“内”“外”藩篱，乃至在军政大事决断上出现“子从母”现象。 多重史料再现强势武姜 在先秦史籍中，有关强势母亲的记载并不鲜见。《左传》等史书中记载的郑庄公与母亲武姜的纠葛即是典型事例。武姜是春秋时期郑国国君郑武公夫人，生育二子——庄公和共叔段。因庄公出生时遭遇难产，武姜遂恶庄公而偏爱共叔段，并多次向武公进言，求立共叔段为嗣。庄公即位后，武姜为扶植共叔段势力，训诫庄公应遵武公治国经验，由大夫和老臣主政三年，庄公从旁学习。此计未遂，武姜又为共叔段请封战略要地“制”为采邑，亦未遂。在武姜的反复要求下，庄公终将大城“京”封与共叔段。此后，共叔段据“京”谋反，而武姜欲为内应。庄公平叛后，置武姜于“颍”，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继而后悔，借颍考叔“阙地及泉，隧而相见”之计，复“母子如初”。 长久以来，人们热衷于探讨这段被称为“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中庄公的谋算深远和武姜的偏心狭隘，而其中体现的与先秦礼法大相径庭的母子关系，则少有注意。近年，随着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的公布，这一事件的前后脉络越发清晰。透过这段简文，可见一个更加丰满、强悍的“郑武夫人”形象。 据《仪礼·丧服》，“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武公去世，武姜本应“从子”，但事实却是武姜不仅“专用”，而且直接参与了谋夺最高政治权力的政变活动。作为国君夫人的武姜，对“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礼记·内则》）、“外言不入于梱，内言不出于梱”（《礼记·曲礼上》）等礼制要求有相当清楚的认识——为消解庄公疑虑，说服其让权于大夫老臣，武姜曾郑重表态：在老臣主政期间，“老妇亦将纠修宫中之政，门槛之外毋敢有知焉”；“亦不敢以兄弟、婚姻之言，以乱大夫之政”（《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郑武夫人规孺子》）。然而，对同样是基于男尊女卑观念的“夫死从子”，武姜似乎别有倚恃。 有学者以清华简文中武姜称庄公为“孺子”而判断庄公即位时年齿尚幼，并据此对武姜的违礼行为加以疏通。然而，在先秦文献中，“孺子”之称并非专指年幼男子，如《国语·晋语》晋杜原款谓太子申生“孺子勉之”，《左传》昭公十六年韩宣子谓郑卿子齹“孺子善哉”，“孺子”与未成年人并不完全对应。而且《史记·郑世家》记载郑庄公元年封共叔段于京，“段至京，缮治甲兵，与其母武姜谋袭郑”。若庄公即位时年纪尚幼，那么身为庄公弟的共叔段，何能“缮治甲兵”“谋袭郑”？另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武姜婚后四年即生庄公，而武姜在训诫庄公时自称“老妇”，也表示庄公即位时似乎不会太过幼小。因此，简文中的“孺子”，应是作为嗣君人选的嫡长子之意，即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二“孺子”条中所说的“天子以下嫡长为后者”，而非“童稚之通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