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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转折：五卅运动与如何“到民间去”？ 然而，到1925年5月末，《民众文艺周刊》的面貌陡然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人事变故。5月底至6月初，《民众文艺周刊》愆期出版，其二十二、二十三号的卷末和卷首则接连刊登启事，谓周刊社解散，此后刊物一切事务由荆有麟负责办理[25]。根据荆后来在《莽原》上的陈述，民众文艺周刊社解散是因其他同人出于种种私人原因脱离社务，仅余他一人苦苦支撑[26]。由于荆有麟此时也在参与《莽原》事务，因而他设想今后的《民众文艺周刊》编辑办法是：“把在莽原上所余下的稿件——关于民众方面的——和经费——卖掉莽原的收入——来贴赔到民众文艺上面。”[27] 恰在此时爆发的五卅运动又构成了转折的外部契机。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以上海为起点，学生运动、群众运动的风潮迅速蔓延全国，“其声势尤以北京为烈”[28]。6月2日，北大学生决议罢课；3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各校代表开会，到会学校九十余所，决议即日起北京各校一律罢课。同日，北京学联还组织了游行示威，参加学校约百余所，参与学生人数五万余人[29]。6月6日，北京各界成立“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雪耻会于6月10日发起召开北京国民大会，报载参加人数达二十万，会后数万人冒雨游行，行至外交部和执政府递交大会决议案，外交总长沈瑞麟出而与游行群众相见，段祺瑞亦派人接收群众递交之决议[30]。其后直至9月底10月初上海反帝大罢工结束，北京持续处于抗议和援助的浪潮激荡之中。 荆有麟无疑对五卅事件极为关注。6月5日，荆有麟写作了《反帝国主义之后》，刊登于6月7日的《京报副刊》之上。在北京的言论界中，荆有麟的文章算是对五卅的一个较早反应。两天后出版的《民众文艺周刊》第二十三号卷首，荆有麟又登出启事，为刊物征求关于有关五卅的各种记录、讨论文字和照片[31]，显然试图将《民众文艺周刊》打造为一个讨论、推进五卅运动的公共平台，可能也有借用公共话题补充作者和稿源流失的考虑。荆有麟甚至还将投递至《莽原》、针对五卅事件的文字，挪至《民众文艺周刊》发表[32]。到6月23日出版的第二十五号，荆有麟就正式将《民众文艺周刊》改名为《民众周刊》，删去了创刊时极为注重的“文艺”二字，虽然他并未具体阐释这一更名的意味，但从刊物内容来看，很明显与五卅后民众运动形势的高涨有呼应关系。 有趣的是，在更名为《民众周刊》后的首期（第二十五号）上，开篇刊登的竟是一篇讨论广西民间故事“望夫归”的文章。而在后续刊物上，民间歌谣、故事的收集、整理、讨论，与有关民众运动的时评一起，共同构成了刊物主要内容。那么，荆有麟如此安排的用意何在呢？在什么意义上，民间文学/民俗学能够与针对当下运动的讨论文字并行不悖地纳入到“民众”的框架之下？ 五卅运动爆发之际，北京舆论界的反应大抵可分为两种类型。主流反应普遍集中于沪案自身的发生原因及解决办法，因此，知识分子在在大力赞颂空前绝后的群众运动体现“民气”的同时，积极讨论租界问题的来龙去脉、政府应以何种手段外交交涉、如何惩办凶手、废除领事裁判权等内容。《现代评论》、京、晨两大副刊临时出版的种种五卅“专号”“特刊”，甚至梁启超、顾维钧等传统“名流”，大抵都属于这一类。与之对应地，以周氏兄弟为核心的《语丝》、《莽原》同人则对参与这些宏大话题较为审慎，钱玄同就说，“讲到帝国主义者历来对于咱们的侵略行为，和咱们现在对付这回事件的种种办法……我并没有什么特见可以发表”，唯一可谈的乃是如何以“唤醒国人”，作为“今后唯一的救亡之道，觉醒者唯一的工作”[33]，这一态度当然处在其一贯的国民性批判、思想启蒙的延长线上。鲁迅、周作人、俞平伯等人也对运动多抱疑虑，认为思想和文化批评的工作仍然任重道远，并不因运动的发生而动摇其坚持文艺和思想评论的本来立场。 在如此的舆论图景中，荆有麟选择的道路毋宁是二者的折衷：在积极介入五卅时局讨论同时，《民众文艺周刊》也并未放弃“文化”、“思想”批评，并且常常是试图将后者的“批评”纳入到推动运动的整体脉络中来。在这个意义上，又有孙伏园提示在先，荆有麟选择了一方面被认作“真正的民众的艺术”、另一方面是社会运动与社会改造助推器的民间文学/民俗学，来作为刊物介入五卅运动的方式之一，是不难理解的。 另一方面，青年学生在运动进程中遭遇的真实困境，又成为荆有麟刊登民间文学/民俗学所需要回应的现实问题。与“五四”不同，五卅运动中心不在北京，而在上海；运动动能也不全在青年学生，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上海工人坚持罢工，以及全国范围内对英、日货物的大规模抵制。从而，五卅运动中，如何在宣传基础上，有效募款支援罢工、同时扩大英日货物抵制的规模，就构成了推动运动的核心——对与上海远隔千里的北京学生而言，尤为如此[34]。然而，随着运动延续，无论是宣传、经济抵制还是捐款活动，都提出了从城市扩大到农村、进一步“到民间去”的要求：城市居民在长期宣传攻势下很快疲劳，同时，运动中各种组织混乱歧出，造成募款、查货反反复复，有损一般城市平民的实际利益[35]。此外，北京各大院校到6月中下旬陆续进入暑假，大批学生离京返乡，如何确保此时的运动势能不被削弱，学生假后返校时不陷于“如隔世人，热度冰消”的局面，更是运动继续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36]。在此情况下，许多有志于继续推动运动形势的人顺势提出，学生以“到民间去”的目标返乡，将宣传鼓动、募捐筹款等活动带到内地和乡村[37]。然而事实上，“到民间去”、到农村去从事工作，面临的困难较城市大得多：内地农村一般交通闭塞，农民不通消息，不要说对中英、中日关系毫无了解，有些人甚至不知上海在何处，更谈不上对沪上惨案感同身受、接受反帝口号。农民经济状况也较城市平民更差，缺乏参与募款拒货的客观条件。 在6月底至7月初的几期《民众周刊》上，出现了多篇围绕“到民间去”的文字，正是这一现实困境的直接反映。对欠缺社会经验、又一直服膺于新文化运动国民性批判的青年学生而言，他们在“到民间去”之前，对可能困难常缺乏估计和应对方案，当遭遇冷淡时，极易将之理解为民众麻木、无知、自私。如一位署名桂生的作者，就在文章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学生们在募款中受到的种种冷遇乃至谩骂[38]。另一位作者蒋鸿纲的经历更典型：他同友人甫到乡间，一位商铺伙计颇为热心地上前打听北京近来之事，蒋鸿纲便赶紧同他讲五卅运动的种种情况，岂料伙计真正想问的却是最近冯玉祥、张作霖是否开战的消息。蒋鸿纲在乡间演讲，有人直接质疑：“上海杀人，碍着咱什么？”蒋鸿纲只能在文章中表达“痛心”、“可恨”和“失望”[39]。 不难推想，在新文化运动的逻辑中，此种麻木、自私最终需要通过国民性批判来疗救。在7月7日出版的《民众周刊》第二十七号刊首，荆有麟在鼓励青年们利用暑假“回到自己的偏僻而又不开通的家乡去，把英日人的横暴和野蛮，慢慢宣传在自己的亲戚们，邻居们，朋友们，等等的脑子里”的同时，又表示“本刊还想努力征求”“这次我们青年学生为了爱国运动在社会上所接触和感得的一切情形，据实描写出来”，“以示改造社会的目标”[40]；而在荆有麟看来，“故事、歌谣等等”“民众自己的作品”的大量刊登，正构成“把民间的真实情形完全暴露出来。使改革者有所借鉴”、并“把民众的生活和景况宣传到大众面前，使大众都要注意到民众”的重要手段[41]。从而，“到民间去”采集歌谣故事，与“到民间去”从事社会运动，在此成为了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的一体两面。值得注意的是，如此设想民间文学/民俗学与社会运动关系的方式，也并非荆有麟的独创。在此之前，孙伏园在《京报副刊》上为“暑假中的学生生活”征文，也将“故乡的风土人情”、“民间传说及神话故事歌谣等的采集”等项，与“救国运动”、“教育事业”并置为暑期学生应进行的工作和征文内容，征求前者的目的正在于“看看到底中华民国的骨子是个什么”，从而了解近一个月来青年们“力竭声嘶地朝着数千万里以外的乡人父老们叫着喊着，究竟真正吹进他们的耳朵的得有多少”[42]。或者可以说，荆、孙的方案体现了新文化同人对“文化”与“运动”之间融洽无间关系的共同信仰；而随着时间推移与运动形势变化，这一方案也即将面临种种挑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