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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与运动：主体生成的机制 那么，同时热心于民间文学/民俗学采集、与社会运动推动开展的谷凤田，却在一种断裂的关系中来理解二者，是否指示了后五四时代“文化”与“运动”走向分途的必然呢？值得注意的是，五卅运动中实际还另有一种成功结合了运动与民间文艺的方式。同样作为早期民间文学整理者和民俗学研究者的顾颉刚，在五卅中曾凭借编辑《歌谣周刊》的经验，模仿民歌形式写作了一首《伤心歌》，散发后极为流行，“这张传单一发出去，过不了几天，墙上便有用粉笔写出来的，街头的孩子们也唱出来了”[60]，甚至被陈西滢视作五卅运动的宣传样板[61]。无独有偶，直接在上海介入和指挥五卅运动的共产党人瞿秋白，也在运动期间写作过民歌式样的《救国十二月花名》（孟姜女调）、《大流血》（泗州调）、《群众歌》等用于运动宣传的说唱小调[62]。在瞿秋白看来，上海各处的普通小商人与孩童们“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正是“革命运动深入普遍的群众之明灯”[63]。 顾颉刚、瞿秋白运用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方式，在何种意义上区别于《民众文艺周刊》，这一差异所导致的结果又应如何理解？一个明显的差别是，顾颉刚、瞿秋白将民间说唱的格式作为一套定法接受下来，在赋予其与五卅相关的崭新内容后，运用于运动之中；而对《民众文艺周刊》上的民间文学/民俗学搜集研究者而言，对歌谣、故事、传说、笑话等民间文学“形式”的发现，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内容”。正是在以“形式”为“内容”的方式中，蕴含着五四文化运动的一系列历史前提。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内涵的革命性和运动性，与对“新青年”群体的召唤及生成紧密相关，那么一战及其结果、俄国革命、五四运动，同时又将另一个因素“民众”带入了文化运动的视野。在新文化运动的框架里，新青年是通过一系列“新”与“旧”的价值断裂、通过对“旧”的拒绝而形成“新”的主体，这一视野中如何放置“民众”则成为了此后一个重大问题：一方面，新的文化与政治主体毫无疑问应当包括民众，另一方面，现实中的民众又与被批判、拒斥的“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以“形式”为“内容”的民间文学/民俗学方法即内在于这一困境中。对“民间形式”的发现，固然将同时有别于传统士绅和精英知识分子的“民众”群体凸显了出来，但以“形式”为最终标的实际上又意味着，不仅民间文学内容中蕴含的旧思想、旧道德要得到涤清，甚至民间文学的“形式”本身也是为新文学的成立创造服务的。从而，在这一过程中，真正承担和实践“新”价值的主体最终要落到“青年”而非“民众”身上，尽管新文化、新文学对这些形式的发掘、吸收，正因为其“民众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孙伏园等人认定，相较以民众为内容的新文艺，民间文学/民俗学更接近民众真相，但二者实际都未脱离一种自青年或知识分子角度出发的、单向注视、描述和改造民众的启蒙主义立场。不过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五四文化运动的内生物，启蒙主义并非不具有“运动性”。正如鲁迅对“到民间去”的批评所呈现的，通过将青年放置在未完成的思想革命中、持续批判和反思青年现状，作为理想主体的“新青年”没有被预先认定为一个现有群体，而始终处在开放的生成过程之中，这是新文化运动和启蒙主义框架下“文化”的“运动性”所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荆有麟的“到民间去”方案在略去鲁迅对青年的批判时，恰恰已经将这一“运动”的空间关闭了。 与此同时，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作为一场真实社会运动的“五卅”展开了另一个进程，即要在疾风骤雨的运动中迅速动员民众、凭借群集之力的巨大势能改变现实政治走向，这一进程使得民众不仅是要作为文化的“对象”，而且要作为运动的主体来存在并发挥作用。不但共产党人在五卅中大声呼吁“须将这个斗争持续的依靠于全国民众自身的力量”[64]，意识形态上与共产党针锋相对的国家主义者也将运动的关键锚定在“努力从事于民众之组织，以期造成一大势力”[65]。事实上，民众在五卅运动中的参与程度的确是空前的。张太雷说，“五卅运动是全中国各地民众及各种的民众都参加的运动，这样的普遍性的运动是中国所从来没有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都不能算是民众自觉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五卅运动反帝国主义旗帜的显明及民众参加运动目标的明白认识，是以前的运动所没有的。”[66]激烈的社会运动打开了将民众重新熔铸为主体的现实空间，也带来了与启蒙主义迥然相异的逻辑。叶圣陶笔下的小知识分子倪焕之，在面对五卅运动中的罢工工人时，就难以自抑地产生了自我怀疑：“他们果真知道得太少么？他们的心意果真像空空的一张白纸或混沌的一块石头么？自己比他们究竟多知道一些么？自己告诉他们的究竟有些儿益处么？……”在用“摇头，强固的摇头”回答自己之后，倪焕之进而“设想自己是一条鱼，沉没在‘他们’的海水中间，彻头彻尾沾着‘他们’的气分；而‘他们’也是鱼，同他友好地结队游泳”[67]。 五卅期间，《民众文艺周刊》上的民间文学/民俗学尝试日益走入死胡同，顾颉刚与瞿秋白对民间文学形式借用则获成功，必须在社会运动的这一逻辑内部来理解。以“形式”为“内容”的民间文学/民俗学方法所难于回答的，正是运动进程激荡下政治空间的开放这一全新“内容”。从这里出发，顾、瞿二人保留民间文艺的“形式”却更新其“内容”，而不再遵循五四以来民俗学的基本方法，自侧面显示出社会运动形态本身的变化：运动主体已不再完全依赖“新青年”，新的力量也要开始在历史图景中扮演角色。这也进一步复杂化了此后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地形。新型政党政治的勃兴不仅意味着“新青年”分化到不同政党派别中去，对各政党而言，如何论证自身与民众关系以赢取合法性也同样关键，这一过程从而必然涉及激烈的思想论争、多重的文化实践，以及它们与实际运动之间的互相激荡。顾颉刚、瞿秋白运用民间文学形式于五卅宣传提供了一个在新历史条件下改造五四文化运动模式的例子，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方式背后还存在着关于如何联合民众力量、打造民众主体的竞争性论述——在这一问题上，顾颉刚与瞿秋白也从属于不同的脉络。深深影响了顾颉刚的国家主义者以外国强权为攻击对象，意图在强力宣传下实现“全国大联合”[68]；共产党人以阶级分析为工具，勾勒出了如何在特定阶级领导下实现服务于共同目的的阶级联合的动力机制[69]；国民党人则试图用国民革命的大目标来容纳和覆盖运动中形成的民众势能[70]。这一竞争性言论空间本身是“文化”的，但它同时又成为“运动”的主导，随着“运动”的开展而得到调整，并从兹展开出更为多样化的文艺实践。在这个意义上，与其将这一过程视作社会运动对文化运动的压抑，不如理解为“文化”与“运动”结合方式的再组织，“文化”以更为深刻的方式交织入了日渐广阔的“运动”之中；而这一“文化”与“运动”的复杂交错，正为后续现代文学的展开提供了背景。 （本文发表于《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注释和参考文献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