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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断裂： “文化”与“运动”之间的“民众” 在荆有麟和孙伏园征求民间文艺以为社会运动襄助的同时，不同声音也在浮出水面。事实上，早在荆、孙公开征求前，鲁迅就敏感地觉察到了其中可能隐含的弊病。在1925年6月18日写作的《忽然想到（十一）》中，鲁迅隐晦地批评了以“到民间去”名义逃避运动的趋向： 但是，好许多青年要回去了。 从近时的言论上看来，旧家庭仿佛是一个可怕的吞噬青年的新生命的妖怪，不过在事实上，却似乎还不失为到底可爱的东西，比无论什么都富于摄引力。儿时的钓游之地，当然很使人怀念的，何况在和大都会隔绝的城乡中，更可以暂息大半年来努力向上的疲劳呢。 更何况这也可以算是“到民间去”。[43] 鲁迅并非彻底反对“到民间去”，实际上，他在同一篇文章中也呼吁，青年们于“演讲和募捐之后”应“将所见，所受，所感都写出来，无论是好的，坏的，像样的，丢脸的，可耻的，可悲的，全给它发表，给大家看看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同胞’”[44]。这一段文字嗣后正被荆有麟征引，用作征求民间见闻的背书[45]。但是，如果说荆有麟的出发点在于揭破民间负面性，“以示改造社会的目标”[46]，那么鲁迅所针对的则并不止于“同胞”的“凶险”，更是青年自身在参与运动时的真诚与否。鲁迅希望身处民众间的经历可以让青年们知道“我们的‘民间’怎样；青年单独到民间时，自己的力量和心情，较之在北京一同大叫着一个标语时又怎样”，从而反思“自己是在说真还是撒诳”，之后再“许有若干人要沉默，沉默而苦痛，然而新的生命就会在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47]。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视野中的“到民间去”与其说是一场发见民众劣根性的外向探寻，不如说是向内重塑真正青年主体的可能契机。然而颇有意味的是，恰恰是这一面向青年主体性自身的批评层面在荆有麟的征引中被过滤掉了。 而后续的发展也多少证实了鲁迅的担忧。尽管被荆有麟赋予了“思想批评”的任务，民间文学/民间风俗收集考察却并不一定能够与正在进行的社会运动直接关联，尤其是五卅运动在8-9月随着上海工人罢工陆续结束而走向尾声，《民众》上“指导民众或调查民众的论文”日减，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相关内容则越来越多。某种程度上，收集歌谣和民间故事成为了在群众运动中遭遇挫折的青年们逃避的出口。如一位作者程坤一就坦承： 暑假放了，我自己抱着很自负的态度，很坚决的志愿，要到民间尽量的，努力的将沪上惨案的真象广注在民众的脑海里，激起他们的爱国心来。不料真实的民众，与我们理想的民众相差太远了……所以所得的结果，与我所预期的结果也相差得太远了。到了后来，我就抛却了原来的计画（不免五分钟热度之讥）终日里闭口不言，垂着头向他们队里乱混……结果就得了下面两篇恋爱的故事。[48] 对这一趋向，荆有麟亦有觉察。在第三十二号的《杂话》上，荆有麟说：“本刊近来收到稿件虽多，但大都是述说下来的故事或歌谣，我极希望投稿者能将个人的观察和意见写出来，以便给改造社会者的方法和暗示。”[49]但荆有麟的呼吁并未产生实质效果。 对于《民众》日益成为一个“一部分发表指导民众或调查民众的论文，其大部分则全为登载民间的歌谣，故事，谚语，歇后语，以及剧曲唱辞者”[50]的刊物趋势表达了正面不满的，则是谷凤田[51]。谷凤田在1920年代是一位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在《民国日报·觉悟》、《京报副刊·文学周刊》等刊物上颇为活跃。尤为有趣的是，从他1920年代前半散见于各种报刊的文字来看，其时他最关心的话题有两个，一是民俗学，二是学生运动。他自1924年即开始呼吁青年学生利用暑期“到民间去”从事农工调查和讲演，还自编了十二篇农工演讲材料，供有志于“到民间去”的学生取用[52]。谷凤田也是早期民俗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等杂志上发表过多篇关于歌谣、民间故事的文章，为顾颉刚的各地孟姜女故事征集投过稿。据谷凤田自称，他甚至还编有一本《山东歌谣集》，收录了山东各地歌谣五百余首，在当时可算相当惊人的成绩[53]。由此看来，谷凤田本人的倾向和兴趣倒是与荆有麟为《民众》设计的两大内容十分契合；从而，谷凤田对《民众》走向的质疑也就特别耐人寻味。 谷凤田对《民众》的批评，首先始自不满学生参与五卅运动和反对章士钊两事的热情走低：“我记得从前的民众上竟也有一个时期大唱其‘到民间去’，‘从民间来’，‘演讲之后’等等高调；但无论他是高调也好，无论他是实行也好，总之他还喊了几声，如今呢？呵！可怜！我们的《民众》也‘幽默’了——我们的民众只有会替死人造趣谈了！”[54]所谓“替死人造趣谈”，指的是《民众》第三十五和三十九号两期“李调元故事专号”。谷凤田当然不是无条件地反对民间文艺搜集整理，他反对的毋宁说是一种“太不注意于民众，而只一味的来凑热闹”[55]的态度，更让他担心的是，凑热闹的文字将挤占真正为民众说话的空间：“只凑热闹还不要紧，可是苦了我们的民众了！我们的《民众》是为民众说话，为民众造幸福的惟一机关，若长是这样的凑下热闹去，那谁还再想到我们的民众呢？”[56]对此，荆有麟则认为，《民众》欠缺“民众自己的作品”已经说明了“中国的情形危险到万分”，如要再谈到其他方面，“这种没法子办的事，又不是我们呐喊几声可以济事的。所以在积极道上，我们只有把民间的真实情形完全暴露出来。使改革者有所借鉴。而在别一面，我们又可以藉此，把民众的生活和景况宣传到大众面前，使大众都要注意到民众才好，这是本刊所以时常征求故事，歌谣等等的原因。”[57] 谷凤田所观察到的，正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民间文学/民俗学征集，在五卅运动退潮期，逐渐丧失其“运动性”的事实。而谷凤田与荆有麟之间的观点分歧，则将如下问题摆上了台面：到底应当如何来看待民间文学/民俗学与社会改造之间关系？如果说，荆有麟笃信的是歌谣、故事能够暴露民间缺陷、引发读者关心，从而自然而然地产生社会效用，与此同时不愿放弃内在于民间文艺中的“文学的兴趣”[58]；那么对谷凤田而言，这一实际效用究竟存在与否，已经构成了值得追问的问题。谷凤田对“凑热闹”式的歌谣、故事采集的批评，恰恰揭示出，从民间文学/民俗学采集整理到读者的关心和社会改造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逻辑关系。实际上，就连荆有麟本人也无法否认，征集歌谣、故事所产生的现实效果，即便在支持者和欢迎者那里，常常也仅止于“非常有趣”[59]，至于能够“给改造社会者的方法和暗示”的“观察和意见”，则并非歌谣、故事征集行为能直接带来的，很大程度还要倚赖搜集者自身的态度和意愿。从而，谷凤田所批评的不以关心民众为根本目的的“凑热闹”，是单纯的歌谣、故事征集行为本身无法避免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