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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田的开发 朝鲜移民的迁入，对包括鸭绿江流域在内的整个东北地区水田垦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日俄战争之后，朝鲜移民多移住安东县，并且日渐增加。安东县下汤池子、白菜地、脉起山、小团山等处，皆有水田种植。据《东三省水田志》记载：“当时韩人移住与鸭绿江上流，及通化县上甸子间，试种水稻，为其嚆矢。嗣后韩人移住者，逐年繁盛，向来荒弃之草甸子及洼地，无不求而得之，以为耕作之用。于是传播至兴京、柳河、桓仁等县。就中兴京县旺清边门、柳河县三源浦等地方，进步最速，故于今日，为著名之水田区域焉。”又据《东三省政略》记载：“奉省兴京、通化一带常有韩人携带眷口，在该处租种稻田甚多。即临江、辑安左右，越江韩人亦复不少”。1885年，在通化县滋生（后划出归辑安）、宏生、荣生（后划出归临江）三保之地，当地官府发现了潜居已久的“朝鲜民人五百三十户，计男女大小二千八十名口”。 1897年，分布在怀仁、兴京、通化一带的朝鲜移民，共计八千七百二十二户，三万七千人。随着移住人数的增多，朝鲜佃农作为劳动力主体，开拓和利用了原来不适宜耕种旱田而荒废闲置的低洼湿地，对促进水稻生产做出了贡献。水田的开发是东北农作物种植上的一次突破，它不仅使水稻种植在这些地区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推广，并且这些地方作为朝鲜移民开发水田较早的地方，农业经济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清末鸭绿江流域水田种植，尚未形成一定的规模，直到民国时期才发展起来。自此以后，鸭绿江流域的水田得到了极大的开发。朝鲜移民的迁入使水田种植面积快速增长，20年代，中国东北地区的水田产量已经超过旱田。依据日本农商部技师木下弥八郎曾经做过的一次调查，1926年前后，“辽宁省之可耕地，有九十六万天地之四”， 并将水田划分为三个等级，“工作容易者为甲，稍难者为乙，最难者为丙。” 推定数字见表1.3。这里把松花江流域的数据也列在表内，作为一个对照来参考，以便我们更能认识到鸭绿江流域水田的情况：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不论哪个地区水田种植最难者都是最多的，鸭绿江流域的水田耕作总量虽然不及其他地区，并且在工作难易程度上有所差距，但仍发展较快。民国时期，朝鲜移民在东三省水田耕作的人数比例仍较大。 朝鲜移民对东三省水田的开发不仅表现在水田开垦面积的大幅度提高，同时也表现在他们因地制宜，对当地水利条件的利用上，根据《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书》中，对奉天地区移民营水田状况的调查，可以了解到鸭绿江流域朝鲜移民利用水利之情形及水田面积、收量和经营者情况，如表1.4所示：  从表1.4中可以看出，朝鲜人更善经营水田，相比之下，水田的总收量也更高。朝鲜移民至鸭绿江流域，多利用地理优势，居住在交通便利，有利于农业耕作的地区，这不仅有利于朝鲜移民的迁徙与安定，更有利于区域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同时促进了朝鲜移民人口的增长，1920年至1926年期间，朝鲜移民总人口为296 940人，而居住鸭绿江流域的共有171 324 人。 可见，当时朝鲜移民在迁入鸭绿江流域数量之大。 据《中国朝鲜移民史》中关于1928年东北地区中、朝农民从事水田比率表可知，在奉天附近、安东附近、抚顺地区、兴京、通化地方、吉林及北满地方、东山地方，从事水田的朝鲜移民皆多于中国农民，基本上占总从事水田人口的70%以上，甚至有达到100%的地区。1910年，东三省居住的朝鲜人实际数量已经达到了百万以上，因为这些朝鲜人在名义上归化中国的人数较多，以致日方发表的统计仅为三十余万人左右。所以，从数据上便可看出朝鲜移民在东北水田上所作的杰出贡献。 根据《中国东北农业史》记载，1925年，鸭绿江流域自上而下水稻种植的地区分布是：长白县有789亩，临江县种水稻2 298亩，桓仁县有30 150亩。到了1928年，奉天省水田种植面积急剧增加，种植水田的县份已经增至39个，而通化、凤城、桓仁、辑安、宽甸等县种植面积已经达到数万亩以上。 可以看出，近代东北的水田由朝鲜移民传入，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推广。又根据《东三省水田志》的记载，在东北的水田发展程度大致为：“辽宁省之水田首推沈阳。……次为抚顺、兴京、通化三县。……次为安东。就中最著名者，为汤山城、五龙背。南部为浑水泡、接梨树、三道浪头。及大东沟、大洋河以东，我国人耕作者，不过寥寥数家，不及韩人之占有大部分焉。” 从东三省水稻作之现状中可以看到，作为重要的水田产区，属于鸭绿江一带的地区如下： 宽甸：化皮甸子、蒲水河 安东：大东沟、接梨树、三道浪头、五龙背、汤山城 通化：头道沟、上洞下洞、二道沟 凤城：浑水泡 辑安：通沟、双岔河、大荒沟 从水田的重要产区可以看出，水田的分布较为广泛。而各地所种水田之品种也有本地种与日本种之分，其中本地种，就是由朝鲜农民迁移时携带来的，也叫朝鲜种，这类品种种植较为广泛，“目下各地，培此种者居多数”。水田因朝鲜移民与东北相宜的地理气候优势等原因得到大面积的种植，随着兴修水利等有利于水稻生产的措施实施，水稻产量逐渐增加。“东省以高粱、粟、麦为常食，食米者绝无仅有，向来对于水田事业，悉不注意，此为大原因。近年以来，交通便利，日人、韩人及中国南部人，来此间者渐多，米之需要，即相随而日进。” 虽然各县产量的精确数字无从考查，但从表1.5中几个县的产量之和也可反映出水稻的丰收：  水稻产量的增加与朝鲜农民的迁入有着密切的关系。朝鲜农民不仅带来了水稻的种植技术，还使水稻栽培技术在汉族中传播，水田的发展也使东三省的农业结构得以优化，其从事水田的农民也根据地域有所分别。根据《东三省水田志》的记载，“东三省从事于水田之劳农，大致分为三种：（一）土著，（二）直、鲁两省农民，（三）韩农。其大部分，为第三之韩农。盖土著与直、鲁农民，对于水田工作，并无经验，必须阅历数年，方有水田知识。始为除草，继为栽培等事，一经练成技术，较韩农无逊色。” 鸭绿江流域亦类同。 民国初年，进入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大部分来自朝鲜南部，由于地域的关系及耕作传统，相对于擅长耕种旱地的关内移民，他们更多的是开发水田、种植水稻，使早年弃置的洼田水塘变为膏田，并且鸭绿江流域地势低洼、气候湿润，具有先天的地理优势，适合水田的种植。所以，朝鲜移民利用这些优势，在鸭绿江流域大力种植水田，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东北农耕文化的发展及中国边疆的开发。 综上可见，朝鲜移民对近代东北水田的开发有着重要的影响。正如民国年间有人评价的那样：“全东三省民国十八年度之耕作面积约达40万亩，水稻收获达130万石。其中朝鲜人之辛苦换来者，约占八成。其对东三省贡献之大，纵可想见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