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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13―1937年民间传说研究的实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搜集整理和出版传说盛极一时 《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发表之后，很多相识不相识的热心读者给顾颉刚寄来自己搜集或口头或书面的材料，顾颉刚将这些材料加按语编发在《歌谣》周刊上，一时间，孟姜女传说研究成了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以此为契机，其他传说的搜集整理工作也渐入佳境，报刊刊载的传说数量开始增多。如笔者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输入“传说”进行检索，1922―1924年只有8条关于中国民间传说的内容，而1925年一年就达27条。刊发传说的杂志也由《小朋友》《儿童世界(上海1922)》扩张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京报副刊》《语丝》《新上海》等多家。 汪玢玲将我国1918―1937年的民俗学、民间文学运动分为三个时期：北大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时期(1918―1925年)；中大民俗学会和《民俗周刊》时期(1927―1933年)；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和《民俗镌刊》时期(1929―1937年)。虽然《歌谣》周刊于1925年6月28日停刊，但传说学之苗已经引来了诸多耕耘者。1925年从《歌谣》周刊改组扩大而成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刊载的传说逐渐增多。中大民俗学会创办的《民间文艺》周刊，后改《民俗周刊》，自1928年至1933年共发行123期，其中刊载传说112篇，故事178篇。杭州时期民俗独立刊物或在刊物上出的民俗学专号有好几种，刊发了很多传说作品。如在杭州民俗学会的《民俗周刊》上，钟敬文曾多次“征求题目”，有“龙蛋型故事”“百鸟衣型故事”“孝子得妻型故事”“螺女型故事”“罗隐型故事”“牛郎型故事”等类型。除民俗学会创办的刊物外，其他刊物也登载传说文本，如《真光》《民众文学》《少年(上海1911)》《民国日报·觉悟》等。 在传说文本大量刊发的基础上，学者们也积极将传说结集出版，有开明等的《民间传说》，萧汉的《扬州的传说》，刘万章的《广州民间故事》，吴藻汀的《泉州民间传说》，钱南扬的《祝英台故事集》，清野编著的《中国民间趣事集第二卷》(余姚传说)和《中国民间趣事集第三卷》(上虞传说)，洪仁平的《岭东民间传说·第1集》，翁国声的《漳州民间故事·第2集》，郑辜生的《中国民间传说集》，沈栖亚的《洛阳桥》等传说故事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当时宣传童话的教育作用，不少地区的教育机构也参与到传说故事的搜集中来，如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编辑股编了《山东民间传说·第1集》，宜兴县立实验民众教育馆出版了吴培元、周志恺编的《宜兴民间传说·初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新书局以“林兰”名义编的40本故事集中，《吕洞宾故事》《民间传说·上》《名人的故事》《八仙的故事》《文人的故事》《朱元璋故事》等传说篇目占了不少。 翻阅早期记录的民间传说，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有趣的表述方式：作者通常以亲历者的身份告诉读者他采录的传说是怎么来的，有的叙述完还发表自己对传说的看法，使得传说的记录具有夹叙夹议的特点。如台静农记录了两则关于山歌的原始传说后指出：“研究山歌的人不能忽略这传说，因为田夫野老告诉他：‘诌说立戏真山歌’，意即书是编的，戏是创造的，山歌可是真的。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两条在我们只能写作传说，在他们却认为是山歌的历史上之第一页呢”。胡寄尘《民间传说的天翻地覆》则是先由日本的地震想到小时候听的传说，起初觉得传说不足信，转而联想前人所说的天翻地覆莫不就是现在所谓大地震么？地理历史书上无从考查中国古时有没有大地震，这传说倒是一种参考的材料，“虽然不可信以为真，然也未必毫无其事”。这种透露着收集者真情实感的表述方式，让本就充满着人情味的传说更加引人入胜。 另外，当时的传说记录文本多是记录者在自己的家乡采录，保存了比较浓郁的地方特色。如钟敬文的《陆安传说》，吴藻汀的《泉州民间传说》，林培庐《潮州七贤故事》等，由于记录者谙熟当地方言和传统文化，他们在记录时尽量采用简单明了的普通话转录，对有些极富地方色彩的方言俚语给予注释，使得传说文本的书写达到较高的水平。 (二)译介国外相关传说资料成果斐然 学者们知道，要想使传说学之苗茁壮成长，只有热心耕耘者参与还略显不够，还必须选用合适的工具和恰当的方法。于是，学者们积极努力地向国外寻找工具——译介国外有关传说的研究成果和传说作品。 这个时期翻译的来源主要是英国和日本，而英国人类学的影响是首屈一指的。如赵景深翻译了哈特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麦苟劳克《小说的童年》中的《民间故事的探讨》《民间故事之民俗学的解释》《季子系的童话》《友谊的兽的童话》《兽婚的童话与图腾》等研究童话的理论文章，郑振铎翻译出版了柯克士的《民俗学浅说》，杨成志和钟敬文合译了《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等。这些译著中关于传说的论述并不是重点，如哈特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虽然提到传说是要人信仰的严肃故事，传说和童话(游戏故事)会互相转化，但重点说明了人类学方法是解释民间故事最科学的方法。柯克士在《民俗学浅说》中虽然提到“神话的故事中有关于历史上的人物或特别的地方的，则称之为传说(Legend)”，但认为传说不过是民间神话故事中较少的部分，且对传说的论述也不深入。麦苟劳克的文章多将各国同一类型的故事放在一起，分析其中相似的民俗事象或用进化论的思想阐释民间故事的发展，虽然分析的多是故事的体裁，但这种方法对传说的研究极有借鉴意义，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日本翻译有关理论也是学者进行传说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董晓萍指出，不擅长心理分析的早期中国学者，正是借助日本民俗学，才将西方人类学使用得顺手的。就传说理论研究而言，日文的研究确实比西方的译著更有针对性，如小川琢治《天地开辟与洪水传说》《中国上古底开辟传说补遗》《昆仑与西王母》三篇文章都是从中国古籍中罗列传说资料，同国外类似情节内容进行比较印证的考据文章。中岛孤岛的《欧洲神话和传说中的恋爱》通过比较希腊神话和中世纪骑士传说中几个经典恋爱故事，认为骑士传说比希腊神话中恋爱故事更具鲜明的浓厚的人间气息，让读者体会到了传说与神话的不同。松村武雄在多篇论著中对传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地域决定的习俗与民谭》通过列举世界各国同类型故事，分析其中的民俗事象从而推测传说的产生；《狗人国试论》探讨了狗人国传说产生的心理事实或社会事实；《神话传说中底话根与母题》则详细介绍了神话和传说中作为故事结构的话根和作为故事思想的母题；《中国神话传说短论》认为中国的传说多于神话，原因之一是产生传说的心理较产生神话的心理更摩登，其二是儒教的势力还不曾强烈地影响到传说汇集的民间。其他如青木正儿的《中国小说底渊源与神仙说》等一些译著，也对中国的传说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除了传说学理论的译介外，当时的传说研究还有对国外传说作品的引入。比较系统的如郑振铎译的《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恋爱故事》，这是作者1927―1928年在伦敦时译述的故事，每篇故事都一一注明来历，1928年在《小说月报》第3期至12期连载，1929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接着郑振铎又翻译了《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英雄传说》，也由《小说月报》于1930年第1期至1931年第6期连载，并于1934年以《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为名出版。谢六逸的《海外传说集》共收录了10篇日本故事，22篇罗马故事，此书虽名为传说，但多数可划入民间故事的范畴。除编译成册的国外传说文本之外，《民众文学》《晨报副刊》《东方杂志》等报刊亦登载译自德国、印度、日本等不同国家的传说作品，如《晨报副刊》在1925年9月22―27日连载Worster著、毕树棠译的《蔼斯其木人之民俗传说与神话》。有位秋子女士从1933―1936年间断断续续在《艺风》《妇女旬刊》《妇女与儿童》杂志翻译了诸如“大洪水和人类”“日蚀和月蚀”“北斗星的由来”“孝女和降雨仙官”等朝鲜民间传说以飨读者。这些国外传说文本，为中外传说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