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俗学的分支公共民俗学（public folklore）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但实际上，从民俗学诞生之初开始，公共性和实践性就一直是其发展的重要维度和鲜明特色。随着公共民俗学的蓬勃兴起以及晚近以来后现代思潮等的影响，研究者们开始以新的视角来重新解读学科历史，在前辈学人的论述及相关活动中寻找公共民俗学的基础与先声。他们注意到，民俗学的公共性实践并不局限于当代民俗展览、民间节日、媒体作品等公共民俗学关心的议题，也包括历史上的世界博览会、博物馆展览，以及文学家、记者、社会批评家们关于民间文化所做的工作。例如，19世纪中期美国民族事务局对印第安文化的搜集记录；美国民俗学会成立之初对各族裔多元文化的抢救搜集；大萧条时期联邦作家计划（Federal Writers'Project）对全美范围内民俗的记录和出版；二战后的“美国民俗宝藏”（A Treasury of American Folklore,1944）等商业书刊；等等。那么，这些活动如何体现美国民俗学的公共性特征？它们在学科发展史上又占据怎样的位置，做出了哪些贡献？重读美国民俗学史上这些公共性实践，又可以为反思和建设中国民俗学带来哪些启示？本文以被誉为“美国公共民俗学之父”的本杰明·博特金（Benjamin A.Botkin,1901~1975）的学术思想及相关活动为研究对象，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博特金是美国著名民俗学家，他早年从事文学创作与批评，较早注意到文学与地方民俗传统的关联，从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开始活跃于民俗学领域，并最早对“应用民俗学（applied folklore）”进行理论阐释。他也是美国民俗学史上曾饱受争议的一位学者，他主编的《美国民俗宝藏》丛书曾取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并激发了公众对美国民俗的兴趣和关注，但也因此招来学院派民俗学者的猛烈批评。民俗学家多尔逊（Richard Mercer Dorson）曾提出著名的“伪俗”（fakelore）概念，矛头指向的正是博特金，他将博特金称为“伪民俗学者”（fakelorist）。在当时的学院派民俗学者看来，博特金们的资料搜集方法和民俗普及化倾向一无是处，反而会将本来就不够成熟的民俗学引入歧途。但1970年代以后，随着公共民俗学的迅速发展，学界对博特金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他的工作被视为公共民俗学的先声。从一位民俗学者在不同历史阶段受到的不同评价，我们可以感受到学术史轨迹的变迁和不同阶段学术面貌的移易。本文尝试通过探究博特金的思想主张及其背后的历史语境，来呈现美国民俗学的公共性实践及其经历的争论和曲折。 文学创作与地方民俗传统：博特金论文学地方主义 博特金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的一个立陶宛犹太移民家庭，先后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获得英语专业的学士（1920）、硕士（1921）和博士（1931）学位，并于1921年至1939年在俄克拉荷马大学任英语教授。在成为一名民俗学家之前，博特金一直从事诗歌创作和文学研究，这些经历激发了他对民俗最初的兴趣。 作为一名诗人，博特金自称是促进地方诗歌发展的宣传员，对美国20世纪的文学地方主义（literary regionalism）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地方主义在二三十年代成为一种文学热潮，它的兴起是由于随着社会发展，二十年代美国城市人口数量开始超过乡村，知识分子们感觉到一种隐隐约约的文化危机，为了应对迅速增长的消费主义、同质化的城市文化可能带来的威胁，他们强调文化的多元选择，于是将目光投向地方文化、地方传统和地方景观。 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博特金在俄克拉荷马大学期间曾主编相关诗集，努力探索文学上的“俄克拉荷马风格”，来对抗东海岸的文学霸权。这时他已经有意识地关注地方民俗。他认为，新的地方主义作家要对民间文化有更广泛的兴趣，俄克拉荷马风格不能离开俄克拉荷马的主题和内容，它的发展应建立在对地方材料的充分利用上。这样的理念也贯彻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他的绝大多数诗歌完成于二十年代，其兴趣更多地关注与民俗相关的主题而不是浪漫主义抒情，那些公认的优秀诗作通常都表达出对地方环境的认知和感受。1927年，博特金出任俄克拉荷马作家联盟主席，进一步倡导在文学创作中植入俄克拉荷马元素，延续地方脉络，从而唤起地方文化意识和地方意识。 博特金在文学理论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呼吁作家不仅要注意在作品中添加民俗元素，还要学习如何再现、转化和提炼这些民俗元素的意义。表面上看，民俗对博特金来说只是文学创作的资源，是文学作品想呈现出地方风格需要借助的材料。但如前所述，文学地方主义的产生是为抵制城市化进程可能带来的文化单一化、同质化危险，那么博特金的文学主张实际恰恰是他文化多元主义观念的反映。他把“地方主义”理解为“伴随一个地方的关于习俗、信仰、地点、语言的传统的力量，包含着这个地方人群的特殊性格和表现，是种族的和地理的合成物，同时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显然，这一定义不仅限于文学，更指向文化，尽管这一时期博特金的活动主要围绕文学创作展开，但他的思考是关于整个文化的。从他的“地方主义”定义来理解文化，俄克拉荷马文化也就不再被视为纯粹美国文化的边缘，而是美国文化独特的地方分支；“民俗”之“民”也不再只指向那些文化或地理上孤立于主流之外的人群，而可能是每个群体或社区。博特金旗帜鲜明地提出，美国不是只有一个均质的群体（folk），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民众群体，对应当地不同的地方文化、种族或职业人群。从所有群体中发现民俗，理解并尊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珍视文化多样性，这是他自始至终坚持的理念，他以此反驳那些认为美国没有民间传统、没有“民俗”之“民”的观点，以及那些认为美国文化多样性会消失的论调。 此外，博特金认为文学与民俗（民间文学）最开始是一个整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书写和印刷技术的发明、社会分层、现代个人主义的兴起等，二者才逐渐分离。他坚持打破二者之间的界限，并发明了“民声（folk-say）”这个术语，来涵盖民间文学本身以及那些“功能和事实基于传统和地方材料的散文、诗歌”。博特金指出，这个术语并不否认民俗的科学调查价值，但把民俗更多地看作文学而不是科学；它并不排除人类学意义上遗留物式的民俗，但主要指口头的、语言的、故事讲述的以及作为文学材料的民间文学，同时包括那些关于民间的文学和属于民间的文学。这个概念并未得到学界的太多响应，在博特金后来的论著中也极少再出现，但实际上，他关于民俗学的观点和立场在这里已经初露端倪：首先，他坚持民俗与文学同属于民众，以诗人的眼光来看待民俗，而不是将民俗限定为纯粹科学的学术对象；其次，他将民俗和文学都视为艺术，而不论其高雅还是低俗，来自乡村还是城市，重视的是其在生存语境中的价值；最后，既然民俗与文学开始是一体的，那么对民俗资料的搜集就不应仅局限在口头传统，书面甚至大众媒体中重现或再创作的民俗都是他后来关注的对象。可以说，“folk-say”已经为博特金日后主持民俗普及项目、主编民俗普及丛书等奏响了先声，但也正是这些观念和方法，日后遭到学院派民俗学者的激烈批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