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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特金的应用民俗学设想 前文已经提到，在学者与民众关系问题上博特金始终坚持还俗于民的立场，认为民俗研究属于民俗学者，但民俗本身属于创造和享用它的民众。他的一生都在推动民俗的普及和应用，并对“应用民俗学”的概念做出理论阐释，对后来的公共民俗学事业影响深远。 博特金指出，最初的民间歌曲演唱者或民间故事讲述者都是在使用（using）民俗；只要民俗学家仍在民俗学中，以民俗学本身的视角看待民俗，他就是一位纯粹民俗学者；当他走出民俗学，参与到社会或文学史、教育、娱乐、艺术等活动中时，他就成为了应用民俗学者。这就是应用民俗学最基本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博特金的应用民俗学理论仍以尊重民众为基本立场，作为民俗创造者和传承者的民众在其中占据首要位置。他自己引以为豪的应用民俗学范例是由联邦作家计划成员们采写的奴隶故事集《卸下我的重担》（Lay My Burden Down:A Folk History of Slavery,1945），因为这部故事集不仅展现了奴隶的民俗或文化，更展现了那些默默无闻的民众的历史，如果不是博特金们组织记录，这些记忆将永远无人知晓。应用民俗学的一项工作就是将这些记忆和历史记录并呈现出来。 当然，博特金的应用民俗学并不满足于记录和重现，而更是为了理解和创造理解。例如，民间节日复兴就是为了理解和娱乐，身处其中的人们会感到彼此平等的“共同感”，应用民俗学者在展演或复兴的实际是一种文化的或跨文化的民主；现代化进程使一切都趋于同质化，应用民俗学者的重要任务就在于探索那些可能消逝的民间文化并使它们保持活力，尤其在美国这样文化多样性显著的国家，不同地区和族裔资源的利用对充实美国人生活和文化至关重要；在国际层面，民俗资料重要的应用价值在于提升国际意识、促进国际理解，民俗学的学生、民俗使用者都必须有意识把自己培养为“整个世界中的一员”。博特金强调的应用民俗学的理解功能，实际仍延续了他早年的主张，即在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平等基础上定义美国，这一努力还应置于当时美国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潮流中审视，文化上的民主和多元一直是博特金希望达到的目标，他将此视为美国社会民主和道德的重要部分。他所有努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博特金还曾计划在纽约打造一个应用民俗学中心，促进“文化礼物交换”和“族群遗产的重新发现”，防止文化同质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减少。在他的设想中，这个中心需要扮演以下角色：一是作为集中的文化贮藏中心，需要搜集和整理那些分散的民俗资料；二是作为服务中心，做好民俗资料的搜集、记录、保存和宣传工作；三是作为信息中心，与民众分享民俗研究的精神和成果。这些也是他对美国民俗学家们寄予的厚望。 从美国民俗学之后的发展历程看，博特金事业的继承者们没有辜负他的期待。虽然“应用民俗学”的概念因其最初的污名化和可能带来的与纯粹学术研究二元对立的错觉而被“公共民俗学”取代，但博特金关于民俗学公共性实践的观念和立场仍让后人从中受益，他也因此被尊称为“美国公共民俗学之父”。公共民俗学已经成为美国民俗学重要的一个分支，越来越多的民俗工作者参与其中，在组织节日活动、帮助地方社区、展现社区文化等方面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民俗学的公共性和民俗学史上的公共性实践：博特金的启示 博特金毕生致力于民俗学面向公众的实践，希望帮助民众理解、欣赏、认同他们自己的民俗，为美国文化身份的确认和文化民主及多元主义的实现寻找可能的途径：他积极倡导文学地方主义，倡导在文学创作中植入地方文化，进而唤起地方文化意识；大萧条时期，他主事的联邦作家计划民俗搜集项目努力运用民俗帮助经济萧条、精神不振的民众找回价值感；他主编的“宝藏”系列丛书鼓励不同地区和不同职业的人群发现自身的独特性和自身文化的价值；他提出应用民俗学为促进文化间理解、保护文化遗产提供了一剂良方。他的思想观点和相关实践在许多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启示。 首先，从上文讨论可以看到，博特金对民俗的理解是包容的，城市民俗、大众文化、包含民间元素的正式文学都在他的关注范围内；但面对汹涌而至的现代化浪潮和因此可能带来的文化同质化危险，他又保持文化自觉立场，努力搜集、记录、保存民俗，保护文化多样性。作为公共民俗学者，博特金的可贵之处在于对民众生活始终持欣赏态度并仅保持一种有限的干预。他充分尊重人们每天实践着的、丰富多样的生活文化，并未对之横加干涉、指手画脚；但又希望他们理解、珍爱自身的民俗传统，于是以出版图书、创作诗歌等方式进行普及和启蒙，这反映的仍是他尊重民俗主体、尽量还俗于民的立场。这是他留给今天的公共民俗学者的重要启示。 其次，我们不应庸俗化地理解博特金应用民俗学之“应用”。在他那里，提倡民俗的应用和普及不是简单地出于商业目的，其背后是关于国家文化的深切焦虑，他的工作是为了寻找美国人独特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性格，他所追求的是文化民主、文化多元和跨文化的理解交流。他的主张始终将公共利益置于首位，为我们提供了民俗学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的一种可能思路。 最后，回到普及者与纯粹主义者之间的争论，纯粹主义者本想把民俗从大众文化环境中完全抽离出来，将正式文学与故事、艺术、习俗等民间要素看作互不相干的东西，但随着社会进步和学术思潮更迭，他们还是逐渐放弃了探求纯粹民俗的想法，多尔逊的真伪民俗之辨早已被抛弃，博特金的工作得到了日渐广泛的认可。当然，以多尔逊为代表的学院派民俗学者致力于推动民俗学的专业化，在创新理论方法、完善学科体制等方面为美国民俗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段学术论争一方面提醒我们不应固守本质主义观点和向后看的传统，而应朝向当下，重视社会变迁过程中民俗文化新的内容和形态，以开放和包容的立场理解“民俗”；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反思性的视角，即将民俗学者分为“学术派”和“应用派”实际是“误分为二”，民俗学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也应当鼓励不同的学术倾向和分支。 反观中国民俗学，已有学者注意到，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经世致用”一直是各种学问努力追求的目标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中国民俗学从诞生之初开始就是一门实践性和公共性很强的学问，而且并不隐晦自己服务国家和社会的应用性追求。回顾学术史，从五四歌谣运动到中共大众文艺实践，再到新时期以来《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都为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也是当代中国公共民俗学建设的先声和基础。正如重识博特金在美国民俗学史上的活动和贡献一样，我们有必要从新的角度来考察和评价中国民俗学史上的这些实践性活动，来为当代学科建设寻找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至此，博特金的个人经历和在学术史上受到的不同评价，带给我们的启示既是思想观念层面的，也是学术史观层面的。 （本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以刊物原文为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