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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的传说研究方兴未艾 有人批评早期学者介绍西方民间文学理论、概念时生搬硬套，比如车锡伦认为周作人从日本引进的“神话、传说、故事”三个概念，就限制了我国民间故事(广义)的历史和分类等研究的深入，也限制了当代民间故事的搜集工作。从现代学科建立的角度而言，正是由于这些从国外译介来的现代概念跟传统中国称之为“广记、杂俎”等不同，才使中国的民间文学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比较，并在进行对话的同时展示出我国民间故事的丰富和特色。其实，中国学者一直在做着外国理论中国化、本土化的努力，如将“saga”和“legend”译成“传说”即是考虑了中国古已有“传说”这个词，且意思有点相近才使用的。而且，学者借用国外的传说理论工具，觉得不顺手也是会进行修缮的，如赵景深在《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中直接指出：“雅科布斯替库路德修正的这个《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实在还有修正的必要，甚至可以完全废除。”因为他觉得“雅科布斯似乎还不大明白神话历史趣事和民间故事的分别”，导致型式有些混乱，因而建议删除分属神话、传说、历史和趣事的“故事”。这对学科建立初期学术概念的明确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 早在1913和1914年，周作人关于童话的三篇论文(《童话研究》《童话略论》《古童话释义》)就对神话、传说与故事(童话)三种文体进行了比较分析。1922年1月至4月，周作人通过与赵景深的9次通信，努力厘清了三个概念的本质和界限。虽然他们的讨论以故事(童话)为中心，但对传说文体特征的认识同样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专门探讨传说并奠定一块学科概念基石的是钟敬文的《中国的地方传说》，钟敬文并不是研究地方传说的第一人。钟敬文以自己收集的100篇左右的地方传说为基础，结合中外学者关于地方传说的描述和阐释，就地方传说的定义、分类、特点、发生等做了类似学科理论体系的宏观构架。这不仅肯定了传说的价值，也极大地促进了传说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必要。套用日本学者加藤千代的话说，钟先生所撰写的《中国的地方传说》，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占有不可动摇的指导地位”。 国内学者除了对传说的学术概念进行辨析外，对传说体裁的基本理论也进行了探索，如容肇祖的《传说的分析》，夏廷域《环境与神仙传说》，张冠英《传说与史实：关于萧何韩信的》，赵景深《论帝王出身传说——读〈朱洪武故事〉》等，虽然讨论的都是具体的传说，但皆从中引出对了传说的分类、传说的产生、传说与历史异同关系等本体论的分析和思考。 随着传说采集内容的丰富，传说的研究范围也涉及诸多方面，既出现了单篇的人物传说、地方风物传说和古史传说研究，如方书林《孔子周游列国传说的演变》、黄芝冈《沈万山传说考》、叶国庆《金蚕鬼的传说》、黄诏年《中秋节翁源的风俗和传说》、黄石《桃花女的传说与民间的婚俗》、郑振铎《汤祷篇——古史新辨之一》、卫聚贤《天地开辟与盘古传说的探源》等，也出现了若干专题传说研究，如王昭君的传说、刘三姐的传说、三皇五帝的传说、洪水传说等。 这一时期除顾颉刚关于孟姜女传说的研究取得压倒性的成果和影响外，钟敬文传说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处于领先水平。1925―1937年间，钟先生涉及传说研究的学术论文有15篇，容肇祖认为其中的《楚辞中的神话与传说》，是认定一种古书以研究其中之民俗的开先河之作，对于后来《水经注》《山海经》等的研究，都具有参考价值；《老獭稚型传说底发生地》更是受到日本学者的注意，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由于钟先生在撰写《中国的地方传说》《中国的水灾传说及其它》等论文时，自觉地运用人类学、民俗学的理论和观点，进行深入思考和细致分析，因此文章在科学性、系统性以及理论深度等方面，都表现出极高的水平，至今仍被认为是我国民间文学史上的经典论著。 三 尽管这个时期的传说学之苗在开枝散叶的同时，绽放出了几朵艳丽的传说学之花，但并不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传说作为民间文学的一部分是和民间文学一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中产生的，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关注民间文学、参与传说的讨论并不是出于学科的目的，而是因为“五四”特有的启蒙需要，因此多数研究者仅将民间文学(包括传说)作为寻找启蒙火种的源头和工具。这种“工具学科”的局限自然影响研究者对传说本体特征的深入研究，传说、神话和故事三个概念更是纠缠不清，如顾颉刚将孟姜女传说标为《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孟姜女故事研究》，朱介凡、娄子匡是在“故事”的话题下总结孟姜女传说50年来的研究成果的。 此外，少有学者愿意全身心投入传说学研究中，还和传统的文学观念有关。早在20世纪20年代胡适就提出“双线文学”论，即认为中国文学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僵化的死文学”(即书面文学)，一条是“民间的活文学”(即白话文学)，呼吁大家要重视过去被忽视了的民间文学。但人们似乎仍以书面文学为正宗，有些学者虽认识到民间口述传统的亲切可贵之处，但对民众的生活和文化传统仍有隔阂。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虽然已经成立了民间文学这样的专门学科，但研究民间文学的学者相比而言也不是太多，研究传说的就更少了。 尽管传说在晚清的孕育期和20世纪10―30年代的发生期是作为社会改良和建设新社会的工具存在的，但在被作为工具使用的过程中，传说本身的价值得到凸显和认可。可见，传说作为一门学科，其自身固有的规律并没有被完全淹没在启蒙工具的探讨中，而是顽强地生长着。虽然传说之花被认作故事之花，虽然传说学的枝叶不如神话学、故事学的茂盛浓密，但传说学毕竟在民间文学的花园里拥有了一片自己的土壤。 (本文原载于《天中学刊》2017年第5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