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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大发展，美国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历史上称为“进步时代”或“进步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新发明、新产业和巨型公司的涌现和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然而，政府治理体制却还停留在过去的状态，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各种问题，将美国置于危险的“十字路口”。在此形势下，美国中产阶层带头掀起了改革。妇女们很快成为改革的主要参与者，她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改善社会福利、提高女工和童工待遇、加强食品药品安全和妇女参政等方面。 广泛参与解决多种社会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贫富分化情况进一步加剧，出现了1%的富人拥有87%的财富，1/8的人口处于极度贫困之中的情况。美国中产阶层妇女受到英国“安置屋运动”（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启发，掀起了一场救助穷人、改善贫民居住环境的社会安置运动（Social Settlement Movement），成为美国进步时代最重要的妇女福利慈善运动之一。以美国社会工作者、193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简·亚当斯为代表的美国女性慈善家相信，贫困不是因为个人的懒惰和恶习，而是社会不公所致。于是，她们抛弃了只救济所谓“值得救助的人”的做法，转向救助所有穷人，通过社区服务的方式，以解决现实困难和提高贫民生存能力作为慈善活动的主要内容。她们的具体做法包括在安置屋里创办俱乐部，开展各种文学、艺术、学术讲座；在外来移民社区成立服务中心，为移民提供英语、家政和职业技术培训；关心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开设幼儿园、图书馆和体育馆；提供医疗服务和法律援助；等等。 在当时的美国，由于对食品、药品的生产和销售没有任何监管，食品药品安全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尤以食品安全为甚。贪婪的商人经常销售来自病牛的牛奶，或者用未经消毒的、敞开的容器运输牛奶，牛奶的质量问题成为导致婴儿高死亡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妇女组织一方面要求美国政府对牛奶、肉食等食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行检查与管制；另一方面掀起了确立健康食品标准的运动。她们通过1899年成立的全国消费者联盟（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发起了将放心厂商列入“白名单”的制度，号召消费者只购买“白名单”上的厂家商品。在她们的推动下，1906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联邦食品药品法》（1938年修订时改称为《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和《联邦肉产品检查法》，对全国的食品药品安全进行监管。 与此同时，她们还关注公众健康和环境问题，通过家政社会化，把自己的治家能力运用于公共环境治理，在大城市筹款修建公共便利设施，并要求地方政府接管。一些地方性妇女组织，如达拉斯妇女联盟还要求城市建立水过滤厂，以避免伤寒病的传播。通过努力，改革者促成了州一级政府修改法规，建立公共住房。至1917年，美国的许多州都制定了与建筑物有关的法律和条例，使住宅环境有了改善。 注重保护妇女儿童权益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美国移民高潮，许多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妇女和儿童开始进入工厂工作。他们的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工资低下，劳动时间却很长。这些人的生存状况和罢工斗争受到中产阶层妇女改革者的关注。1890年，改革者们创立了全国妇女俱乐部总会（Gener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运用经济力量推动改善女工待遇。实施“拯救孩子”计划，呼吁制定保护童工的法律规章。还积极揭露“血汗工厂”对女工和童工的剥削，要求废除童工，推动了有关“最高工作时限”和“最低工资保障”标准的立法工作。1903年成立的妇女工会联盟（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明确提出以“八小时工作日、最低生活工资、保护家庭”作为工会联盟的奋斗目标。1908年，俄勒冈州消费者联盟成功促使该州通过了将女工的工作时间限制在每天10个小时以内的法律规定。至1917年，美国有41个州通过了保护女工的立法。另外，许多州还相继通过了禁止女工夜间工作的法律。1909年，美国在劳工部下设立了联邦儿童局，专门推进针对儿童、家庭的福利计划。1911年伊利诺伊州通过了第一个母亲津贴立法，资助贫困单身母亲在家抚养孩子。至1926年，美国的大多数州都通过立法的形式对母亲津贴做出了规定。 在这一时期的美国，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家庭暴力问题日益严重，犯罪活动也显著增加，对家庭和女性构成很大威胁。当时很多美国女性认为家庭暴力是男性酗酒所致。因此，她们积极支持和从事禁酒运动，在禁止酒类的生产和销售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她们还通过激发妇女的道德和政治使命感，掀起了为女囚犯设置女看守的活动，并鼓励女性担负起改革监狱、感化女囚犯的重任。 成效显著但未完全实现目标 进步时代美国中产阶层妇女改革者并不是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同时还关注其他问题，并相互协商与合作。但是她们参与改革的领域是如此宽泛，以致于无法形成统一的领导、组织和方案。不同的改革者及其组织都是各自独立行动，针对不同的问题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层级推动改革。 由于在改革运动初期，绝大多数妇女所关注的都是具体的社会问题，她们因而被称为社会女权主义者。只有少数谋求参政的妇女，被称为女权主义者。这种划分意在强调多数妇女希望进行社会改革，而不太关心政治改革和女性权利。其实，随着改革深入，越来越多的妇女发现，不依靠政府、不通过立法，就很难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要制定相关法律来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就必须取得政治话语权。于是，她们改变态度，转而支持妇女参政，走上争取立法保护的道路。1869年，全美妇女参政协会（National Women Suffrage Association）成立，通过游行、集会、各团体之间的紧密配合以及院外活动，积极致力于在各州获得选举权。经过长期努力，1920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19次修正案终于批准了在全国范围内给予妇女选举权。 虽然这一时期妇女们对改革活动的参与取得了相当成效，但是她们也有三个目标没有达到：一是取消童工，二是实施最低工资法，三是取缔家庭工业。这主要是因为中产阶层白人妇女并不完全了解下层人民的真实需求。此外，她们也没有超越种族界限。非洲裔美国妇女和儿童因为种族歧视没能享受任何慈善福利和劳动保护，所以非洲裔妇女不得不自己努力推动变革。从性别角色看，美国社会将所有女性的改革努力归为一类，称之为社会进步主义；男性的改革努力则被称为政治进步主义。前者主要关注社会改革，并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社会进步。后者主要关注政治改革。就改革成果和影响看，政治进步主义改革比社会进步主义改革更成功、影响更大。对美国社会整体而言，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又缺一不可。但是当我们通过妇女的视角来看待改革时，会发现妇女巧妙地利用其母性特质，将自己的专长运用于城市管理，提出了“城市家政”的理念，也就是说治理城市如同管理家庭，从而消除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限。她们还利用自己的高等教育背景、殷实的财力和大量空闲时间，通过妇女工会联盟、全国消费者联盟和住宅安置计划与工人阶级合作，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这无疑开创了妇女参与社会政治的新模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