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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近年来，日本学界关于战前日本战败原因的讨论十分兴盛，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这就是：日本军队的无能和狂妄；日本海军的怯懦和狭隘；日本外交部门的失误。这些讨论提出了一些新史料，添加了一些新内容，也归纳了一些新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但是，其中也存在着重大的不足，包含着一定的令人担忧的因素，主要表现在整体的联系的视角不足、研究目的不明确以及缺乏基于道德的价值评判。 关键词：日本 战败原因 军队 海军 外交 关于近代以来的日本史，有两个问题一直是学界乃至普通民众的关注焦点。第一，战前日本何以失败？第二，战后日本何以成功（主要指其经济上的成功）？应该说，有关成果蔚为壮观，各种说法也是层出不穷。当然，这两个问题在有的学者看来是因果关系：正是由于从战前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日本在战后获得了令人惊异的经济成就。 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由于国际上冷战形势的影响和制约，关于日本战败原因的研究和讨论，与日本战争责任的研究和讨论一样，并不发达。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也由于日本社会的变化，相关的历史研究呈现出新的局面。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从各个侧面论述日本失败的原因。本文试图从几个主要方面介绍和分析日本学者对战败原因的探讨，以期把握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动态，揭示其中隐含的重要信息，并进行一些分析和评价。这里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以实证主义相标榜的学者和论点。他们有的自称“自省史观”的信奉者，以区别于所谓的“自虐史观”[1]和“修正主义史观”[2]。自省史观主要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检证，“自主地研究近代日本的错误，也能够客观分析后代的责任”，同时，“自省史观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俯瞰历史的时候，才合乎常理。”[3]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4]的论点，既预见了日本侵略战争必然失败的命运，也高度总结了其失败的原因。近些年来，针对日本国内的右翼思潮，中国学界对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战争责任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比较细致的研究，也涌现了大量的成果。但稍嫌遗憾的是，由于并非处于历史认识领域斗争的前沿，关于战败原因的研究和探讨被忽视了：国内学界对相关情况介绍的不多，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就更少了。 一 关于军队的无能和狂妄 近些年来，由于新史料的挖掘，由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日本学者有大量的成果指出了战前军队的无能、狂妄和战争目的的不明确，这构成了日本学者心目中战败原因的一个重要侧面。 第一，军队领导人的无能。 许多研究指出，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军队的领导人只会纸上谈兵，严重脱离军事指挥的现实。三笠宫亲王在1994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日清、日俄战争时期，军队的首脑们都在明治维新前后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相反，太平洋战争之前是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这样擅长纸上谈兵之辈飞黄腾达，居于领导人的地位。”[5]这里，应该注意到，他没有将中国的抗日战争视为战争，这也反映了许多日本人对中国的轻视。当然，也有许多学者持同样的看法。历史学家户部良一认为，20世纪30年代，军队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实质的权力核心却逐渐下移，军部的一些参谋人员掌握了决策权。他们“在军部从事参谋工作的时间比部队长，是一些对自己的专业职能以外的事不太了解的军事官僚。”[6] 那么，为什么这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能够掌握要职、从而把握了日本的最高权力呢？从根本上而言，还是在于选拔人才的机制。可以说，明治时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但进入大正、昭和时代，“日本就没有了判断个人能力的标准，只有考试分数的高低，而这就是平等，就是公平的规则。结果，更会考试的人、更少减分的人成了领导人。”[7]正因为如此，在明治以后的高等教育体系中，陆军大学、海军大学、帝国大学等优势明显。这些学校的学生走上社会，“结果就是在大正、昭和时期大量地出现了大量的冒牌领导人，他们长于利害打算，没有思维深度。”[8] 以陆军大学为例。战前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陆军大学（定额50人）毕业生中间，成绩在前五名的才能进入参谋本部作战部。这些参谋权力很大，自视甚高，飞扬跋扈。在太平洋战场上，面对佐官一级的参谋，将官也得低头哈腰。但实际上，他们对于战场上的情况并不了解。“昭和十六年12月8日恐袭珍珠港而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乃是军事官僚决定、指导的‘军事官僚的战争’。本来应该培养在实战中更能发挥能力的军人，但实际情况却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9] 不仅如此，教育内容也是极其狭隘的，从而严重制约了被教育者的眼界。有学者指出，战前的军事教育就是参谋教育。所谓参谋教育是什么呢？“从授课内容就能一目了然：都是些像战术那样能在战斗中取胜的科目，而像国际法那样所谓的一般常识、日本历史、世界历史等等的课程很少。海军大学稍微多一些，但距离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相关的课程还是太少。文学几乎没有。这样，参谋教育只是培养了一些类似战术妖怪的军人。”[10]由此看来，近代日本军队的职业化是日本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日本学者提出：“陆军通过在国外出格的军事行动，以及对国内政治、外交问题的介入，在日本的蜕变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那么，陆军何以采取这样的行动？“虽然原因不止一个，但其中不可忽视的乃是军人的职业化。……这是昭和时代军人和明治时代军人的不同。昭和的军人，特别是推进政治介入的中坚幕僚，作为职业军人，顽固地追求其专业领域——军事的合理性。”[11]这里所阐明的道理就是：军事是达成政治目标的手段，如果军事本身成了目的，一个国家就必然走上歧途。 第二，军队领导人的狂妄。 虽然缺乏实际才干，但自视甚高，狂妄自大，最终将国家带向歧途，这是学者们得出的又一个结论。 军队领导人归根结底是军事技术专家。无论在特定的专业领域多么有能力，也未必具有政治智慧。相反，“许多人暴露出眼光狭隘的专家所具有的自以为是的弱点。这种自以为是的技术专家掌握强大的权力，并干预军事以外的领域，正是这个时期的可怕之处。”[12]同时也应该看到，军人自行其是，不仅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会得到奖赏，从而使军事冒险成为一种风气。“张作霖事件和满洲事件的首谋没有得到惩处的影响至为深刻。陆军没有对河本[13]和林[14]兴师问罪，这是优先考虑组织士气这样自身的利益。因此，即便行动违反了军法也没有关系，如果结果令人满意，甚者可以成为英雄。这难道不是使军事组织堕落、腐朽的一个重要原因吗？”[15] 一个国家如何认识自身，如何准确地定位自身，对于其国家战略有着重要的影响。日俄战争以日本侥幸取得胜利而结束。战后，日本从上到下陶醉在战胜欧洲强国的兴奋之中，也俨然以世界一流强国自居。这正如学者半藤一利和出口治明所指出的，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上下被所谓一等国的假象所驱使，踏上了欲罢不能的与世界强国争锋的不归路：“如果要对这一方向说不，就必须全面否定之前的道路，这需要超乎想象的力量。”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按照原来的路线走下去了。”[16]这种观念严重束缚了国策的弹性。日本以美国为假想敌，以美国为主要对手，就是在一流强国的自我暗示下做出的政策选择。1941年日本之所以要悍然发动对美战争，就有一种即将失去一流强国地位的焦虑感在发生作用，这正如促使日本开战的主要人物田中新一所说的，“1942年年底之后，实际上日本将不可能与美国进行战争，日本在军事上将沦为三流国家。”[17]在他看来，1941年的时候，打上一仗，赌上一把，倒是有可能维持一流国家的地位。 第三，战争目的的不明确。 日本在宣传的时候，以所谓的“自存自卫”、“解放亚洲“、“共存共荣”等口号来欺骗世界舆论，也欺骗本国的国民，但实际上，其发动侵略战争都是本着自利的目的，或者掠夺财富，或者为其获得世界霸权而开疆拓土。可是，即便从自利的角度出发，日本也应该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吧？似乎没有。 日本学者认为缺乏明确的战争目的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最终成为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纐纈厚指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战争目的的不明确产生了战争指导的混乱和缺乏一贯性，这决定了日本必然走上了失败的道路。”[18]在当时的情况下，谁也说不清楚战争的目的是什么，“由于战争目的（也可以说是政治目的）的不明确，战争指导本身最终就被各个部门或者某个政治家、某个军人的想法所左右，导致其内容始终严重缺乏一贯性和战略性。”[19]所以，“极而言之，在日本的战争指导上，基于权宜的判断成为常态，这就是战争目的的不明确、国家权力构造的多元性所造成的后果。”[20] 从历史事实来看，日本的战争目的虽然不是固定的，却是不断膨胀的。1937年10月，上海战事正酣，日本政府有媾和的打算。为此，日本方面提出的媾和条件是：在华北、上海划定非武装地带；中国承认“满洲国”；签订日中防共协定；批准华北的铁路、矿业及其他日中合资企业；等等。然而，随着日军占领南京，日本以为中国马上就要崩溃，因而大幅度修改了和谈条件。在原有条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如下的条款：在华北、内蒙古建立自治政权；将华中占领区域变为非武装地带；在华北、内蒙古、华中地区驻兵；要求赔偿；等等。不仅如此，日本领导层中的大多数主张停止和中国的谈判，因为中国的灭亡已经为时不晚了。这就是近卫文麿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背景之所在。 二 关于海军的怯懦和狭隘 日本海军是日本军队的一部分，但其与陆军还是有明显的不同，有着自己一定的独立性。近年来，关于日本海军在日本战败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相关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概而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所谓的“军事观念落后”。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于以往的战争形态，是一种关系到综合国力的总体战，但日本没有人真正懂得何为总体战。历史学者半藤一利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关于战争的近代化、国家总体战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日本当然也知道。虽然如此，却没有人好好研究所谓的总体战究竟是什么。”[21]正因为不明白何为真正的总体战，军事思想落后于时代便不难想象了。其典型，便是日本海军指导思想的落后和陈旧。虽然航空部队已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但日本海军的军事思想还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代。“海军将校在战争中思维的前提是‘舰队决战主义’、‘大舰巨炮主义’、‘速战速决主义’、‘武人的浪漫主义’等。”因此之故，“带来巨大牺牲的作战就是‘合理的’以至于‘没有办法的’。”[22]其中，所谓的“武人的浪漫主义”，指的是日本海军的“迂腐”，不能从总体战的角度来看待和从事战争。在珍珠港偷袭中，日军轰炸的对象主要为美国的战舰，而几乎没有对燃料库和工厂进行破坏。“其重要性（指破坏基地设施——笔者注）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联合舰队司令部——其制定作战计划时想当然地只把攻击舰船作为作战任务，以及军令部——其批准了作战计划，即海军全体最终都被‘武人的浪漫主义’所束缚。”[23] 另外，日本海军在准备对美战争的时候，一直“预测在日本近海进行决战，根本没有考虑过要在广袤的太平洋进行作战。”[24]也就是说，其本来的设想是防御性质的作战，也是传统意义上的作战，没有充分考虑到即将到来的日美战争的性质。 第二，怯懦，缺乏责任担当，视野狭窄。 关于太平洋战争，日本学界的问题集中在一点：明明知道日本在实力上和美国有着巨大的差距，为何还要对美开战？其中，日本海军的态度和发挥的作用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 在对美开战问题上，日本海军方面的态度一直令人费解。虽然很多人明明知道和美国开战无异于自取灭亡，但最终还是决定开战了。从1980年到1991年，原海军士官团体“水交会”以“海军反省会”的名义，按照大约一个月一次的频率聚会，对太平洋战争的失败进行了反省，并保存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反省会的录音磁带提供了许多新的历史事实，在日本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大多数海军士官明明‘实际上反对战争’，觉得‘开战必然失败’，但身处团体之中便沉默不语。虽然知道是错的，但谁也不表示反对，直到战争结束。”[25]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按照日本学者的说法，大概有以下两个因素在发挥作用。其一，海军领导人因为怯懦而随波逐流。元海军中将保科善四郎曾经说，当时的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因为害怕陆军的兵变而赞同对美开战。他回忆说，“岛田大臣说，如果自己反对对美开战的话，陆军就会发动内乱。他还说，如果发生了内乱，情况会更加糟糕，因此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终至于不可收拾。”[26]因为害怕陆军，海军领导人不敢坚持自己的判断，最终选择了追随所谓的潮流和大势。岛田繁太郎在谈到之所以同意对美开战的理由时还说：“我终归不能反对这股巨大的潮流”，“从这些天的气氛综合判断，要挽回（开战的）大势并非易事。”[27]其二，海军有自己的小算盘，这就是所谓的他们“只知道有海军，不知道有国家”。也就是说，日本海军在做出决策的时候，优先考虑的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本部门的利益。虽然相对于开战强硬派居多数的陆军，海军的慎重论很强大，但是，“在被质问‘拿了几十年的预算进行训练，在紧急关头却不能一战吗’的时候，‘海军存在的意义受到质疑’的面子问题就一举打消了‘无论如何胜算很小’的理性思考。”所以，尽管军队的使命是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但从决心开战到日本战败，海军不是一贯优先考虑自己光荣的历史和名誉、以及自身的存在本身，而非其本来的使命吗？”[28]从这里，不难看出日本海军领导人视野狭窄，而这也是当时统治集团共同的特征。学者纐纈厚以“高木史料”[29]为中心进行史料解读，探讨自开战决定到终战决定的经过。他指出：“在这里可以再次得到确认的是：参与战争指导的人物度量狭小。包括昭和天皇在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虽然掌握真实情况，但对事实的解释牵强附会，汲汲于保护自身利益。视野狭窄一词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他们的表现。”[30] 第三，闭目塞听，自欺欺人。 日本通过军国主义的宣传，制造了日军“不败”的神话。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展，由于日本面临着以前不曾有过的失败，对于不利的情报、或者不好的消息，日本统治者予以隐瞒，从而在客观上延长了战争的进程，造成了很多无谓的牺牲。日本学者认为，这是日本不能迅速结束战争的重要原因。 随着日本战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日本海军的领导人也是越来越失去客观和理性。他们“封杀、无视不合心意的情报”，“心理上严重依赖带有主观愿望的观测”。[31] 对于令人“不愉快的情报”，领导人宁愿采取鸵鸟政策。一次，海军省负责人岛田繁太郎看了一份情报之后说“这样令人不快的东西以后不要送过来”， 把文件扔了出去。[32]也就是说，军事领导人不愿意看到日本处于劣势的报告，也不愿意正视残酷的现实。如此，就带来了许多滑稽的现象。譬如，天皇也不得不靠收听美国的广播来了解真实的战场情况：“因为陆海军不向天皇报告真实的情况，天皇只能通过收听美国的广播来了解。”[33] 上述日本学界关于战败原因研究状况包含了丰富的潜在的信息，值得认真解读。日本军队是牵引日本军国主义的火车头。通过大量的史料挖掘，揭露其在侵略战争中的愚蠢和荒谬，对于了解那场战争的真实，当然具有深远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那场战争的始作俑者都是些无能、狂妄、荒谬的人渣，试想还有谁愿意追随他们奔赴战场？作为战争真相的一个侧面，类似的研究必然是对战前诸多虚假宣传的一种批判和嘲讽，也必然对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做出一份贡献。另外，长期以来，在日本国内，有一股声音认为相对于陆军而言，海军比较理智，代表了一种比较温和的正确路线。但这种观点被认为是站不住脚的：“海军中央（至少在太平洋战争前夜）被对英美强硬派控制之后，建立了一种和陆军的共同犯罪的关系。”[34]可以说，日本海军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一翼。日本海军在侵略战争的历史上，并没有做出什么具有正面意义的举动。应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不过，类似的研究成果，换句话说，就是认为当时的战争工具（军队领导人是重要组成部分）不够得力，战略战术不够正确，从而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如果单单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似乎不无道理。但是，这样的结论经不住进一步推敲。事实上，日本难道不是在拥有巨大军事优势的前提下发动的对华战争吗？显然，根本问题在政治上，更在道义上。政治的因素、道义的因素，可以逐渐转化军事实力的对比。很多学者不愿意触及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和野蛮，实际上，日本军队的贪婪和野蛮，更是导致日本失败的重要原因，因为它引起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的反抗，并导致形成了世界性的反法西斯联合。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远山茂树、藤原彰、今井清一三人合著的《昭和史》一书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其中，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失败，该书指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由于重视奇袭作战，为了胜利不择手段，轻视国际法的想法盛行”。[35]至少可以说，这样的结论意识到了道义因素的重要性。可是，现在，持有类似观念的学者已经被边缘化了。这里反映出日本社会的一个倾向：对战争的胜败很在意，对战争的结果很在意，但是对于战争原因的探讨还是不愿意触及问题的核心。 同时，对于军队领导人的低劣品质、狭隘思想进行的揭露，如果不和整场战争的不义性质结合起来分析，就往往看不透问题的本来面貌。正是因为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日本军队自身的劣根性才不断地膨胀开来，而如果一个国家进行的是正义战争，其能够抑制个体的劣根性而激发个体的优秀品质。如果整场战争就是因为国家的过度自私自利而发动的，那么这个国家中的像陆军、海军这样的组织及个人，怎么可能保持高尚的品格呢？随着侵略战争的进展，军队领导人的怯懦、自私、贪婪，也必然变本加厉，丑态百出。随着人性中“恶”的一面的爆发，就表现为日本在侵略过程中的得寸进尺，充满了冒险和赌徒心理。而这表现在外交、战略上就是知进而不知退，最终落得个惨败的下场。 三 关于日本外交部门的失误 战前日本进行的战争，不用说，军部是罪魁祸首。从军政关系来看，政府无法从大局上把握国家的方向，而任由军部摆布：“实际上，政府和军队各自为政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军队狂妄地宣称其处于政治之外。”[36] 具体到外交领域，日本军部也是横加干涉。日本学者认为，军部不懂外交，认识不到“减少敌人、增加朋友”的外交战略重要性，也缺乏对“如果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最终会导致日美对抗”的战略大局的认识。[37]不过，日本外交当局虽然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帮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一些问题上还是和军部的观点有所不同。近年来，日本学者在研究日本战败的原因时，上述侧面受到了比较多的关注。 对于外交当局的问题，日本社会、日本学者更愿意使用比较温和的词语“失误”，而不是更加严厉的词语，这本身反映了一种态度和立场。其实，早在1951年的时候，也就是《旧金山和约》签订前夕，时任首相吉田茂曾指示有关方面研究战前日本外交当局的失误。其成果在时隔50多年之后得以公开[38]，从八个方面分析了日本外交失败的原因。综合日本近些年的研究情况，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这就是在分析日本外交问题的时候，突出强调了历史发展的偶然性。 日本学者承认，国际联盟派遣的李顿调查团关于“满洲国”的报告，对于日本是很偏向的：“尽管在中国的领土上擅自制造了一个国家，但国际联盟大体上承认了日本的权益。因此，日本对此应该高度评价。”[39]他们现在提出了一个假设命题：“如果规规矩矩地听从国际联盟的劝告的话，日本获得的权益是十分巨大的。”[40]可是，一切都因为历史的偶然，准确地说，因为当时外交部门领导人是某一个人的偶然，日本走上了歧途。“这时，外交官松冈洋右（后来的外务大臣）做出了错误的判断。”[41]也就是说，假如是另外一个外交官处在松冈的位置，就有可能做出另外一种选择，避免日本走上外交孤立的道路。 岩波书店出版的“系列日本近现代史”是近些年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其中，加藤阳子在其《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42]一书中，详细叙述了所谓的“重光计划”，即“重光次官口授之对华政策”。1934年10月，时任外务次官的重光葵提出为了推进所谓的日中友好，日本率先废除租界，撤销治外法权，还有意和其他国家一起撤出或者缩小驻军和舰队。对于该计划，作者给出了积极的评价：“重光试图通过外务省的主导来消除陆军推行华北分离的诱因。这既与汪兆铭的方针一致，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43]作者借用日本商工会议所的话说，在此政策的影响下，中国的“排日运动”几乎销声匿迹了。但是，作者又不无遗憾地指出，该构想具有反英的色彩，因而错失了和英国妥协的机会。据她说，1935年上半年，英国大藏省不顾外务省的反对，派遣财政顾问李滋罗斯（Frederiek Leith-Ross）前往远东，“该使节团从本国获得了包括承认满洲国在内的广泛的对日宥和权限。”[44]作者十分惋惜地写道：重光和他的上司广田弘毅竟然没有意识到该使团的重要性，没有与之进行认真的对话。 日本走上太平洋战争之路，似乎也是外交上的一个选择错误。例如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问题。德国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时候，日本认为这是重大的背信弃义。因此，“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缔结和欧洲战争的爆发，正是日本和德意分道扬镳、走上独立道路的绝好机会。而且，即便从国际信义上来说，也有着充足的理由；从日本利益来说，即使有些难办也应该坚持。”[45]也就是说，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当时日本有可能、有条件在三国同盟问题上改弦易辙。日美外交交涉的失败直接导致了日美开战，而日本学者在分析日本战败的原因时，都习惯性地追问日美为什么没有能够达成协议？日美交涉从开始到决裂经过了半年多的时间，其间呈现的重要特点就是双方的主张一直都是平行线，没有出现过任何接近的迹象。“对日本而言，在三国条约的解释、在华日军的驻留问题、通商上的无差别原则等三个根本的问题上，从来没有想过要进行实质性的让步。美国的态度也很僵硬，始终固执于几个原则。今天看来，当时日本应该克服困难做出让步。”[46]这就是说，作者认为日本应该而且可以做出一些让步，从而让当时剑拔弩张的紧张状况得到缓和，从而避免日美战争的爆发。 正是由于上述研究的累积，如下的观点十分流行：“如果1930年代日本外交在国际上没有被孤立，开战就可能得以避免；如果领导人对于结束战争有着明确的计划，也可能在有利的条件下实现停战。”[47] 本来，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假设历史是极其不靠谱的，即便看起来十分合理。不过，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时候，似乎又不能避免各种假设。问题是，可能性的存在必须是在充分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各种制约条件后才可以议论，而不是轻巧地、简单地甚至随意地制造各种可能性。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有着自身的逻辑，其发展路径并不是能够随意改变的。历史的事实一再证明，日本军部在战胜的时候，狂妄自大，得寸进尺，欲罢不能；而在战败的时候，则心存侥幸，祈求神风，妄图以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而获得有利的谈判条件，结果是一败再败。石原莞尔是日本发动“满洲事变”的元凶之一。但在“七七事变”的时候，他却担心与中国发生战争会使日本陷入泥潭，无法收拾局面，因而主张不扩大事态。从日本的利益来看，这个时候的石原，还是有些理性，并看到了一些长远的事情。可是，由他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他已经无法阻止。据说，当时持强硬态度的关东军参谋武藤章就对石原莞尔说：“我们只是在做满洲事变的时候你做过的同样的事。”[48]这说明，一个人两个人的主张根本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上文提到的“重光计划”也是如此。日本统治集团觉得华北已经唾手可得了，岂能丢下到手的肥肉？对于日本来说，李滋罗斯的提议在今天看来非常诱人，在当时却根本不在他们的考量之内。 类似的研究经常忽视了外交当局所面临的环境。军部的压力自不待言，舆论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历史评论》杂志2016年1月号推出特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外交’》，从多个侧面对所谓的“新外交”展开分析。所谓新外交，指的是在威尔逊14点的影响下，日本外交上出现的一种“新潮流”，在日本也称为国民外交。《“国民外交”的悖论》一文[49]得出结论：对于在国际上孤立的日本外交政策，“愚民”即国民一致支持，知识人则被强制保持沉默。外交当局在很大程度上不正是根据这种呼声做决策吗？ 另外，日本对于战前外交的反省，基本的立足点都是：“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获得了什么样的利益？”实际上，当时日本所有的决策，没有一个不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的，不过从事后看来，许多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这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研究，以今日对过去的了解来判定当时的对错，自然十分容易。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一直考虑利益，考虑自身的利益而不兼顾他人的利益，特别容易陷入短期利益的泥潭，最终损害自身的长期利益。在当今的日本，以日本利益为视角讨论外交已是主流，而这实际上孕育着很大的危险。一个很有见识的学者指出，日本外交正在重新陷入“现实主义”的魔咒。他说，“现在，又一个与过去不同的禁忌悄悄地、但广泛而深远地蔓延开来。这个禁忌，就是建立在对日本过去进行反省基础上的理想主义和平外交理念。越来越多所谓有见识的人宣传现实主义、宣传世界的变化、宣传日本的国际作用。理性的讨论越接近政策论，理性的理想主义就被放弃，而现实主义的战略论就成为主流”[50]对于任何事情，健全的做法乃是没有顾忌地进行讨论这一事实本身，而关于日本外交如何汲取战前的教训，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外交实践中注入和平的理想主义因素。 小 结 近些年的日本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衰落，而试图恢复战前“皇国史观”的企图也缺乏学术根基，因而实证主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关于战前日本战败原因的研究和讨论，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进行的。 实证主义史学基于史料的发掘和深入解析，许多空白被填补了，许多领域被拓展了，许多抽象的概念得到了活生生的史实的证明。因此之故，关于日本战败原因的叙述和解释，更加立体、更加多元，更为形象、更为生动，也更加深入。这些特点，在上述相关叙述中都有所体现。这种研究，至少具有两方面的重大意义。其一，在坚实的史料支撑下，有力地驳斥了依然为现在一些右翼所信奉的皇国史观的虚妄和荒谬。其二，研究日本战败，也为理解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启示。2011年日本遭遇大地震、海啸以及核泄漏。其中，东京电力公司所造成的核泄漏具有十分明显的人祸因素。在研究者看来，这凸显了现代组织依然具有战前军队组织的弊端：部门利益为重，隐瞒真实情况。这说明，日本社会的一些负面因素顽固地存在着，需要不断反思。 但是，这样的研究也表现出几个方面的重大缺陷或缺失。 第一，相对而言，缺乏联系的观点，在对历史的整体把握上有所弱化。 在研究战败原因的时候，学者基本上将关注点放在太平洋战争上，鲜有人将视野进一步拓展。可是，“实际上，太平洋战争不过是中日战争在心理、伦理上的扩大，以及其最终的归宿。东条及其内阁仅仅是不再束缚自中日战争便已形成的心理状态，并且最后推了一把而已。车子从坡道上滚落，和那个最初使车子翻下来的人相比，有人途中推了一下，可以说其责任更大吗？”[51]如果要寻找日本战败的原点，难道九一八事变不是更合适吗？ 还有，学者们更加侧重内向的视点，而缺乏外向的视点。他们研究该问题的出发点乃是：日本受到了巨大的损失，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其原因是什么，要汲取什么样的教训？与之相对，外向的视角或者明显不足：被侵略国家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我们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和日本的战败有何关联？由此能够汲取什么样的教训？实际上，许多研究者回避研究日本的战争罪行，从而在探讨失败原因的时候表现出明显的欠缺。[52] 第二，探寻失败原因的目的令人担忧。 探讨日本失败的原因，可以有两种目的。第一种是为了防止日本再次发动侵略战争，而第二种则是为了防止日本再次在战争中的失败。第一种意味着浴火重生，彻底洗心革面；第二种则意味着卧薪尝胆，再次尝试曾经的发展路径。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就组织了战争调查会，准备对战败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当时的苏联代表提出：“日本政府组建的战争调查会极为不妥。日本政府声称目的是调查战争的败因，再不犯同样的错误。但换一种说法，难道不就是为了在下一次战争中不再失败而进行战争准备的计划吗？这样的调查会应该立即废除。”[53]最终，该计划无疾而终。近年来，在对日本侵略原因进行实证性分析的过程中，可以感觉到其中蕴含的潜台词，或者微妙的感情：在历史的偶然性中，日本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从而导致了战败，令人惋惜。在他们看来，日本军国主义并非一定要走向灭亡，其中有许多环节的选择是开放性的，如果选择正确，就有可能使日本在当时的基础上稳住脚跟，不至于最后落得惨败。如果本着这种思路、这种情感来进行研究的话，就很可能走上歧途。 第三，过于重视所谓的利益因素而忽视道德因素。 概而言之，上述研究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倾向是：认为侵略战争从根本上是错误的成果不多，而认为侵略战争存在瑕疵的成果则比比皆是。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特点，就是过于拘泥于利益的视角，而缺乏道德的视角。 如何定义国家利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要跳出短期利益的诱惑和束缚，就必须兼顾道义的一面。日本的战败，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因为无视道德原则，从而迷失了自身的长远利益。著名出版人岩波茂雄对战前进行了反思，指出日本的缺点是“缺乏热爱宇宙真理的热情与追随世界正义的气魄”，[54] 而 “日本的开战与战败，都源于我国道义与文化的社会水平低下。”[55]显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而很多学者却依然没有醒悟，或者说，不愿意醒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张跃斌） （本文发表于《晋阳学刊》2017年第4期） [1] 也称为“东京裁判史观”、“日本坏蛋史观”，是一种批判、否定战后主流历史观的用词。 [2] 1990年代后期，日本出现了批判“自虐史观”、甚至叫嚷“日军慰安妇问题是国内外反日势力的阴谋”、“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的势力，被称为“日本版历史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史观”意指那些否认战后历史学的研究成果，企图从根本上颠覆历史学学术精神的一种潮流。 [3] 保阪正康:《太平洋戦争を考えるヒント》，株式会社PHP研究所2014年，第14、15頁。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5] 《何とかして戦争を終結せねばと……》，《中央公論》2017年1月，第238頁。 [6] [日]户部良一：《日本陆军史》，韦平和、孙维珍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99页。 [7] 猪瀬直樹ほか:《日本と日本軍の失敗のメカニズム――間違いはなぜ繰り返されるのか》，中央公論新社2013年，はじめに第v頁。 [8] 野中郁次郎：《失敗の本質 戦場のリーダーシップ篇》，ダイヤモンド社2012年，第124頁。 [9] 保阪正康:《太平洋戦争を考えるヒント》，株式会社PHP研究所2014年，第71頁。 [10] 澤地久枝、半藤一利、戸高一成:《日本海軍はなぜ過ったか――海軍反省会四〇〇時間の証言より》，岩波書店2015年，第95頁。 [11] 猪瀬直樹ほか:《日本と日本軍の失敗のメカニズム――間違いはなぜ繰り返されるのか》，中央公論新社2013年，第47頁。 [12] [日]户部良一：《日本陆军史》，韦平和、孙维珍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99页。 [13] 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曾策划炸死张作霖。 [14] 指林铣十郎，九一八事变时任朝鲜军司令，擅自决定出兵侵略中国东北，被称为“越境将军”。 [15] 猪瀬直樹ほか:《日本と日本軍の失敗のメカニズム――間違いはなぜ繰り返されるのか》，中央公論新社2013年，第51頁。 [16] 半藤一利?出口治明:《世界史としての日本史》，小学館2016年，第101、102页。 [17] [日]川田稔：《日本陆军的轨迹（1931～1945）——永田铁山的构想及其支脉》，韦平和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31页。 [18] 纐纈厚：《日本降伏――迷走する戦争指導の果てに》，日本評論社2013年，第309頁。 [19] 纐纈厚：《日本降伏――迷走する戦争指導の果てに》，日本評論社2013年，第310頁。 [20] 纐纈厚：《日本降伏――迷走する戦争指導の果てに》，日本評論社2013年，第310頁。 [21] 澤地久枝、半藤一利、戸高一成:《日本海軍はなぜ過ったか――海軍反省会四〇〇時間の証言より》，岩波書店2015年，第69頁。 [22] 手嶋泰伸:《海軍将校たちの太平洋戦争》，吉川弘文館2014年，第99頁。 [23] 吉田裕、森茂樹:《戦争の日本史23 アジア?太平洋戦争》，吉川弘文館2007年，第129~130頁。 [24] 澤地久枝、半藤一利、戸高一成:《日本海軍はなぜ過ったか――海軍反省会四〇〇時間の証言より》，岩波書店2015年，第69頁。 [25] 澤地久枝、半藤一利、戸高一成:《日本海軍はなぜ過ったか――海軍反省会四〇〇時間の証言より》，岩波書店2015年，はじめにⅴ～ⅵ頁。 [26] ＮＨＫスペシャル取材班:《日本海軍400時間の証言――軍令部·参謀たちが語った敗戦》，新潮社2014年，第81頁。 [27] 手嶋泰伸:《海軍将校たちの太平洋戦争》，吉川弘文館2014年，第88頁。 [28] 猪瀬直樹ほか:《日本と日本軍の失敗のメカニズム――間違いはなぜ繰り返されるのか》，中央公論新社2013年，第54頁。 [29] 指原海军少将高木惣吉撰写、保存的相关史料，可参阅伊藤隆編:《高木惣吉日記と情報》上、下，みすず書房2000年。 [30] 纐纈厚：《日本降伏――迷走する戦争指導の果てに》，日本評論社2013年，第311頁。 [31] 鈴木博毅：《“超”入門 失敗の本質》，ダイヤモンド社2012年，第218頁。 [32] 保阪正康:《太平洋戦争を考えるヒント》，株式会社PHP研究所2014年，第81頁。 [33] 半藤一利、保阪正康、御厨貴、機田道史:《“昭和天皇実録”の謎を解く》，文芸春秋2015年，第255頁。 [34] 半藤一利、戸高一成:《日本人と愛国心》，株式会社ＰＨＰ研究所2014年，第139頁。 [35] 遠山茂樹、今井清一、藤原彰:《昭和史》，岩波書店1955年，第173～174頁。 [36] 半藤一利?出口治明:《世界史としての日本史》，小学館2016年，第128页。 [37] 原田泰：《日米の経済史》，ちくま新書1995年，第59頁。 [38] 小倉和夫:《吉田茂の自問――敗戦、そして報告書<日本外交の過誤》，藤原書店2003年。 [39] 半藤一利?出口治明:《世界史としての日本史》，小学館2016年，第83页。 [40] 半藤一利?出口治明:《世界史としての日本史》，小学館2016年，第85页。 [41] 半藤一利?出口治明:《世界史としての日本史》，小学館2016年，第85页。 [42] 加藤陽子:《満州事変から日中戦争へ》，シリーズ日本近現代史5，岩波書店2007年，第187－188頁。 [43] 加藤陽子:《満州事変から日中戦争へ》，シリーズ日本近現代史5，岩波書店2007年，第187頁。 [44] 加藤陽子:《満州事変から日中戦争へ》，シリーズ日本近現代史5，岩波書店2007年，第188頁。 [45] 小倉和夫:《吉田茂の自問――敗戦、そして報告書<日本外交の過誤》，藤原書店2003年，第141、142頁。 [46] 小倉和夫:《吉田茂の自問――敗戦、そして報告書<日本外交の過誤》，藤原書店2003年，第190頁。 [47] 林英一:《戦犯の孫――“日本人”はいかに裁かれてきたか》，新潮社2014年，第74頁。 [48] [日]户部良一：《日本陆军史》，韦平和、孙维珍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04页。 [49] 酒井一臣：《“国民外交”的悖论》，《历史评论》2016年1月号，第34~44页。 [50] 小倉和夫:《吉田茂の自問――敗戦、そして報告書<日本外交の過誤>》，藤原書店2003年，第20頁。 [51] 吉田裕：《なぜ開戦を回避できなかったのか》，《日本の近現代史をどう見るか》，岩波書店2010年，第139、140頁。 [52] 可以参考拙文：《日本的近现代史研究：问题与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实证主义在日本的困境和没落》，《当代世界》2016年第12期。 [53] 保阪正康:《太平洋戦争を考えるヒント》，株式会社PHP研究所2014年，第354頁。 [54] [日]安倍能成：《岩波茂雄传》，杨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56页。 [55] [日]安倍能成：《岩波茂雄传》，杨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8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