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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49年下半年，陈述先生响应吴晗提议，发起成立了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又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了开国大典。他的辽史研究工作，受到了忘年老友——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的关注。陈述回忆： 有一天，徐老（特立）到我家里来，谈了一会儿，要看看《辽史补注》，同来的还有中宣部的两位同志，前后翻着看了几段，说，“很好。和王先谦的《补注》并不相同，以后我替你设法印。” 陈述与徐特立早在1937年便已相识。当时徐特立奉中共中央之命，从延安到长沙任中央驻湘代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北方的一些机关、大学也纷纷南下，陈述随着中研院到了长沙，给陈寅恪先生当“临时助教”。有一次陈寅恪给临时大学讲南方民族“巴蜀蛮獠，溪俚楚越”，徐特立来了，三人便攀谈起来。自此以后，二人结成了忘年交，但很快各自离开。直到1949年，二人才又在新北京见面。（陈重《徐特立与陈述》） 1950年代初期，徐特立与陈述都住在西四，隔得很近，二人交往密切，“一起谈政治、讲历史，指出‘历史要为政治服务’。徐特立鼓励陈述多出历史研究成果，并推荐陈述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工作”（《徐特立年谱》）。徐老关心《辽史补注》的工作，也关心辽金史研究的具体问题，还写信与陈述讨论。比如陈家至今收藏的一封徐特立来信（见《陈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是讨论“乣军”问题的。 陈述教授： 乣军资料奉还，乞察收。有不成熟的意见如下： 以《通志》的《氏族志》及《礼记》的、《左传》的文献和南方现存的祠堂制，乣军只是利用旧的氏族公社的遗留形式，而内容仍然是私有财产的剥削社会。是否正确，请审核为盼。 特立 1952年，陈述先生调到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次年一家人搬到了西郊，二人见面的机会渐少。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陈述调任该机构任研究员。从到民族学院起，他的主要工作是配合民族识别、民族调查，编写民族史材料等，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辽文汇》《金史拾补五种》《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先后出版。补注《辽史》的工作随着新的研究进展仍在继续。 1967年，是陈述与徐特立的最后一次见面，九十高龄的徐特立仍然牵挂着《辽史补注》。陈述的儿女亲家周世钊，是徐特立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学生、毛泽东的同班同学，新中国成立后在湖南从事教育工作。当时周世钊受到造反派冲击，毛主席邀请他到北京来，徐特立接他到家里住了两个月，也邀请陈述来见面。三人又谈起《辽史补注》，陈述当时正准备去河南干校，深感时间紧迫，可能无法再写了，难免沮丧。徐特立一再嘱咐：“你们一定要坚持完成《辽史补注》，以后要多来。”第二年，徐特立与世长辞，没能看到《辽史补注》的完成，设法出版的诺言也未及兑现。此时，这部巨著是否还有面世的一天，谁也不知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