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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鼎”中的“乃”为连词,表并列,相当于“且”,其他4例皆作副词。除“卫鼎”时代为西周中期以外,其他器物的年代都在西周晚期。这实际上可以很好地说明“乃”字大量虚化,尤其是大量虚化作副词的时代较晚,是西周晚期以后的事情了。 关于“迺”字,《金文引得》所举铭文共64例,其中商代1例,西周60例,春秋2例,战国1例。笔者查阅了所收“迺”字辞例,大致可知,商晚期器“亚鼎”(《集成》2033)作“亚孤竹迺”,“迺”字用与族氏铭文中,可以不计,其余西周、春秋、战国金文中的“迺”无一例外,皆用作虚词。因此,“迺”字用作代词的情况是很晚出现的,甚至要到春秋以后了。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晚期以后,“乃”字逐渐取代了“迺”字,承当其“迺”字原有的虚词功能,但自身的代词功能在逐渐弱化,东周以后的文献中“乃”字极少作用代词。“乃”字用作虚词,且在春秋战国时期大量被使用,而“迺”字则大量消失,我们可以视为“乃”字对“迺”字的一种取代。就目前所见东周金文及战国简帛资料中,“迺”字数量极少,而“乃”字则大量存在。(14)虽然“迺”字后来逐渐发展出代词功能,可以承当“乃”字原有的代词功能,但大概是因为“乃”字逐渐弱化的代词功能绝大部分为其他代词而不是“迺”字所取代,进而导致了“迺”字存在的必要性逐渐丧失。 除了以上所论甲骨、金文材料以外,我们还可以大致再补充一些材料,尤其是近年大宗的简帛材料。如郭店楚简、北大简《老子》里只有“乃”字,而不见“迺”字。业已发表的上博简资料(1-9)充斥着大量的“乃”字,而“迺”字仅2例,分别在上博简(三)《周易》第42简和第47简,分别作“乃乱萃”和“巳日孚”,这两个“迺”字,典籍文献与之对应,皆作“乃”字,(15)均为虚词。 可以说“迺”“乃”二字的历史演变为我们考察许多出土文献资料的年代与成书问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标尺,凭借这一标尺,我们可以粗略衡量古书。以清华简《厚父》为例,在清华简《厚父》里,总共出现了9次“迺”字和3次“乃”字。其中9次“迺”字皆用作副词,而3次“乃”字中,只有一次用作代词,即是“余经念高祖”中的“乃”字,其余两次皆用作副词,分别在《厚父》的第2简,作“降之民”,以及第3简,作“惟天永保夏邑”。可见,在清华简《厚父》所有的“迺”和“乃”字中,相比于“乃”字而言,“迺”字占据了绝对多数,使用率高达75%,“乃”字尚不能取代“迺”字,这是时代较早的用字特征。但就“乃”字自身而言,其虚词的功能已大为增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清华简《厚父》保存了大量西周中晚期的用词风格。 关于清华简《厚父》的这一用词风格,我们还可以通过另一把标尺来粗略衡量,那就是《厚父》中所举到的“其”“厥”辞例。唐钰明先生曾对先秦时期典籍文献与出土资料中的“其”“厥”二字做过大量统计,大致廓清了两者的历史嬗变。他认为,在商代及西周早期,“其”是副词,“厥”是代词,两者互不相涉。但从西周中期开始,两者的界限开始模糊,“其”字开始逐渐出现代词的用法,而“厥”字也逐渐开始出现助词的用法。到了西周晚期,两者已经同义无别。西周以后,“其”字逐渐取代了“厥”字,“厥”字逐渐消失。凡用“其”作代词的器铭,必定属于西周晚期以后(见表1、表2)。(16) 具体到清华简《厚父》中,可知简文共有10例“厥”字,其中8例作代词,2例作助词,即是《厚父》第12简中的“若山高,若水渊”。而“其”字共计6例,有3例是副词,分别是第4简的“在此后王之乡国”,第8简的“肆如诺龟筮之言”和第10简的“民亡谅”。有3例则是代词,分别是第5简的“其助上帝乱下民”,第6简的“竭失其命”和第11简的“矧其能丁良于友人”。据唐钰明先生对“其”“厥”二字的研究,二字已经发生混用无别的情况了,即“厥”字有助词用法,而“其”字有了代词用法,但在清华简《厚父》全部的“厥”“其”二字中,“厥”字明显占优,使用率达到60%以上,“其”字尚未取代“厥”字。这与春秋战国以后的“其”字大量取代“厥”字的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在清华简中,“厥”字大量出现,而在其他楚简中,“厥”字恰恰是非常少见的。故除了“迺”字以外,大量使用“厥”字也是清华简在用字上的又一重要特征,而为其他简帛所罕有 特别要注意的是,清华简《厚父》中的所有“其”字都作形(),这在目前所公布的全部清华简中是独一无二的。就目前所见出土材料而言,“其”字在商代甲骨及西周早期金文中常作形或形,西周早期以后“其”写法多样,(17)类似于清华简《厚父》“其”字的写法,即作形,则多流行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春秋青铜铭文中,、、、丌、亓等多种字形并用。笔者此处暂且把带有“”形构件的“其”字写法统称为“箕形其”,而把丌和亓写法的“其”字称为“几形其”。春秋以后“箕形其”虽然也还存在,但较为少见,而且多数保留在了青铜铭文中,简帛中的“箕形其”非常罕见。简帛中绝大多数的“其”字都是作或亓形,即写作“几形其”。(18)笔者以为,这大概是因为青铜铭文材料不同于简帛,铭文常用正体字,尤其是祭祀铭文,简帛则多用俗体字。(19)裘锡圭先生曾指出,战国文字形体上最显著的特点是俗体流行,俗体之中最常见的是简体。(20)这是符合实际的。我们可以把春秋战国时期的“箕形其”视为正体字,“几形其”视为俗体字。但到了战国时期俗体字发展迅速,逐步侵蚀正体字。据《金文引得》一书统计,西周以前“其”字全作“箕形其”,未见有“几形其”。春秋青铜铭文中仅1例写作了“几形其”,其余200多例皆为“箕形其”。到了战国时期,“几形其”的数量急剧上升,仅战国青铜铭文中就有24例,(21)而“箕形其”的数量则大幅下降。特别是在战国简帛中,这种变动尤为显著,即罕见“箕形其”,常见“几形其”。 “其”字的字形书写也为我们考察清华简《厚父》成书及流传提供了重要标准。《厚父》中的“其”字全写作()形,说明清华简《厚父》确实保存了许多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时期的用词与书写风格。我们通过“迺”“乃”和“其”“厥”以及“其”字的书写等多种标尺衡量出来的结果都是一致的。可见,清华简《厚父》的诸多内容应该是转抄的,而不是完全重新写定的,也就是说其文本虽然最终写定时代较晚,但文本里却保留了许多早期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是后来所没有的。 再结合上文关于清华简《厚父》创作背景与思想内容可知,清华简《厚父》记述的应当是西周早中期的思想内容,但它带有许多西周中晚期以后的用词与书写风格。虽然清华简《厚父》最终的成篇年代较晚,但也足以说明《厚父》的内容当是渊源有自的,其文本写定时代至迟可以上溯到西周中晚期。 清华简《厚父》既然保存了那么多西周晚期的用字风格,说明它可能是一个不完全的转抄本,而不是一个完全依据战国文字写成的新写本。传世《尚书》中只有“乃”而没有一例“迺”字,这显然是汉人用当时文字重新隶写的缘故。但清华简《厚父》则不然,亦可见其价值颇为珍贵。因为依据上述研究可知,其转抄的底本的时代还不会太晚。从《厚父》文本的创作背景及思想内容上看,这个转抄本可能存在一个更早的底本,用西周早中期的语词用字写成,到了西周晚期这一底本被重新编写,成了后来清华简《厚父》的新底本。当然也有可能是从西周早中期开始的口头流传,直到西周晚期才被写定,最后再为清华简《厚父》作者所转抄。换句话说,清华简《厚父》所据的定本最晚在西周中晚期时已经成篇。赵平安先生曾指出,清华简《厚父》中有明确的晋系文字元素,其本子是在晋系文本基础上用楚文字转抄而来的。(22)真是如此的话,清华简《厚父》文本至迟在西周中晚期形成后,可能又流传到晋地,形成晋系文本。这一晋系文本随后又为楚人所转抄,最终形成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清华简《厚父》。由周而晋,再至于楚,这应该是当时知识跨界传播与交流中的一条重要路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