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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昌贵,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 430072 1986年3月,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林业局党川林场职工在放马滩护林站修建房舍时发现古墓群,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派人前往钻探发掘。1989年《文物》发表放马滩墓地的发掘简报①,同期还刊发何双全关于放马滩木板地图的资料介绍和初步研究文章②。由于木板地图的重要性,此文刊发后,立即引起众多学者参与讨论,比较重要的有曹婉如③、张修桂④、藤田胜久⑤、雍际春等学者⑥。2009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天水放马滩秦简》一书⑦,除公布放马滩木板地图全部资料外,还附有“天水放马滩墓葬发掘报告”。2010年6月,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利用红外照相技术对放马滩木板地图重新拍摄,并进行解读,结果不仅发现地图的线条更为清晰,而且还发现一些以前利用常规照相技术没有发现的文字字迹,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木板地图上发现了“北方”二字,由此可以确定木板地图的方位是上南下北,与此前考古发现的中山国“兆域图”和长沙马王堆汉代帛地图的方位一致,这与此前研究者所设定的“上北下南”方位正好相反。在此基础上,我们重新审视各幅地图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放马滩地图进行了新的探讨。本文讨论的重点放在地图的复原以及所表现的今地域范围上。兹将木板地图资料先作简要介绍,以为讨论的前提。 一 资料介绍 根据木板地图红外照片,结合何双全、整理者的介绍,木板地图出土于一号秦墓椁内头端,出土时沉没在椁底泥浆之中。因木板较厚,虽浸水达二千余年,仍完好未朽。出土后采取了避水、避高温、避风裂和逐渐减少水分的保护措施,完全脱水后,木质坚硬,字迹和线条较清晰。 木板地图共六块,均为松木质,编号为M1∶7、M1∶8、M1∶9、M1∶11、M1∶12、M1∶21,其中M1∶7、M1∶8、M1∶11三块原为一块,因压裂分为三块,可缀合复原。所以实为四块木板,其中一块一面绘图,三块双面绘制,共有地图七幅。第一块(M1∶7、M1∶8、M1∶11)长26.7、宽18.1、厚1.1厘米。表面剖削平整,两面绘制,基本画满板面,因水浸腐蚀,画面多有不清。A面,绘有不同的线条等,注明地名十处,使用方框为图示(图一)。B面,绘法与A面相同,注明地名九处,其中“中田”、“广堂”外加方框。图中还有束腰形符号,下有注记文字。另有一亭形符号,无注记文字。图下方写有提示该图方位的文字(图二)。第二块(M1∶9)长26.6、宽15、厚1.1厘米,一面绘制。绘有线条以及半圆、椭圆形符号,共计五处。注明地名十处,还有六处注明间距的里程(图三)。第三块(M1∶12)长26.5、宽18.1、厚1.1厘米⑧。两面绘制。A面绘有不同的曲线和直线。注明地名十一处,标出木材种类五种。全图的中间绘有两条线,一条弯弯曲曲,另一条线不与其封合,且较直。图的外围亦有不封合的曲线(图四)。B面,绘有未封合的曲线以及三角形、尖钉状等符号,无文字(图五)。第四块(M1∶21)长26.8、宽16.9、厚1厘米。两面绘制。A面。绘有线条及一处椭圆形束腰符号,注明地名十八处(图六)。B面构图相对简单,也未绘满板面,绘有线条,注明地名九处(图七)。 图一 M1∶7+M1∶8+M1∶11地图A面示意图 图二 M1∶7+M1∶8+M1∶11地图B面示意图 图三 M1∶9地图示意图 图四 M1∶12地图A面示意图 图五 M1∶12地图B面示意图 图六 M1∶21地图A面示意图 图七 M1∶21地图B面示意图 对于这七幅地图,何双全、曹婉如、藤田胜久、祝中熹和《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一元)》(简称《地图集》)有不同的称呼(表一)⑨。其中曹婉如的说法比较流行,今亦用其称呼指代各幅地图。 二 以往研究述评 放马滩木板地图自刊布以来,研究者重点研究的是七幅地图的摆列方式、各图的关系及所反映的地域范围。 何双全认为,图一是以“邽丘”(应为“封丘”)为中心的行政区域图,是全图的中心区域。图三重点描绘了以亭形建筑标记为中心一带的地形,其中图下方“中田”、“广堂”二地与图一地名相同,地形一致,所标“上”(应为“北方”)的方位与图一相符,这样图一、三就连在一起了。又图九有地名“广堂史”(应为“广堂夬”)与图三同名,附近河流二图也符合,所以图九与图三可重合相接。这样图一、三、九就形成了一块大面积图。图一居中,图三位于西北,图九位于西南,构成了以邽丘为主体的西半部地图。图五、图八的地形、地名大都相同,但各有侧重。图四中的“上临”、“苦谷”及关隘位置均与图五相同。这样图四、五、八拼为一图,以图五、八为主体,图四位于东北,构成了邽丘行政区的东半部地图。将两半图相拼,就构成了一幅全图。这些地图是战国秦邽县的分区图,其范围东至今陕西宝鸡市以西约20公里处,北至今甘肃天水市清安、清水县,西至天水市秦城区天水乡,南至两当、徽县北部。全图的实有范围为东西312里(今270里),南北204里(今176里),总面积63648平方里(今47520平方里)。何双全是最早从事放马滩地图研究的学者,他有关七幅地图可以编连的看法,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很大,但错误也不少。 曹婉如认为,图一、图二和图七有“广堂”或“广堂夬”的注记,从而可以辨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另三幅(图三、图四、图六),均记有“上临”、“苦谷”,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图一是一幅总图,其他有文字注记的五幅(图二、图三、图四、图六、图七)均为分图,或称局部图。五幅局部图,从图形和文字注记来看,图二为总图的左上部分,图七在总图中未全部画出,但是图上注记有“广堂夬”,可视为“广堂”、“南田”地区的细部图。图四和图六基本为同一地区,水系特点与总图的右上部分颇为相似,应为总图右上部分的详图。图三的右半部为图四或图六的一部分,即图四或图六水系的上游;而图三左半部在总图中没有表示,不过它与右边水系的关系却很清楚,是与右边水系流向相反的另一条水系。总图所绘为两条大的水系,右边一条上段是放马滩所在的花庙河(永宁河上段,嘉陵江上游河流之一);左边一条是嘉陵江上游的西汉水。总之,有文字注记的六幅地图绘有三条水系,一条是放马滩所在的自北向南流的永宁河上游花庙河,另一条是亭形建筑所在的自东向西流的西汉水,第三条自南向北流入渭河,或即东柯河或永川河。曹氏判明木板地图中花庙河的所在,诚为卓识。 日本学者藤田胜久在研究秦代交通时亦涉及放马滩地图。他认为,首先必须考虑到这些地图不是单方向的地图,而是以某个中心为基准点,读时要转动着看。其次,这些木板地图原本是四块,要同时看画在其正反两面的七幅地图是不可能的。因而,应根据每块木板正反面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地图的内容,没有必要一定把七幅地图复原为一幅整图。在基本复原时更应重视各地图中的共通性。根据上述原则,图2A(图三)所显示的范围最大,可以说它是各图的总图。图2A分水岭西侧部分放大后的地图是图3A(图四),而将图3A中部分放大后的地图是图4A(图六)。图4B(图七)应该与图4A相联系,可以推测图4B中的分水岭可能就是图4A右侧边界扩大后的部分。根据今天的卫星地图,可以推测包括有“邸”这一地名的范围相当于嶓冢山北侧的西汉水上游地区。其中心地区表示的是嶓冢山北侧的西汉水上游地区的西侧支流地区。我们认为,藤田氏的主要贡献有二,一是指出七幅地图并不存在编联关系,不能由此编缀出一幅“总图”;二是认为在七幅地图中,图三是各图的总图。 张修桂则认为,七幅地图除图五属半成品外,其余六幅,按所绘水系的相关形态,可分为两个相关图组。第一图组包括图一和图二。图二是图一左半部的局部扩大图。第一图组的地域范围,包括今天水市伯阳镇以西北的整个渭河流域,含有一市十三县的广大地区。第二组包括图三、图四和图六,图三是图四和图六分水岭源流区接合关系图,图四是图六的局部扩大图。至于图七,张氏认为应把它归入图三、图四和图六所属的第二图组,是图三的局部扩大图。图六干流两侧支流,旁注“东卢”与“西卢”,据此即可判断,此干流当属北南流向;图四支流“上辟磨”与“九员”左岸,分别注有“阳尽柏木”(今按:“柏木”应作“桐木”)、“阳有木”,因水北为阳,可以断定这两条支流均属自西向东流的河道。由于这两条支流近于垂直方向注入干流,所以干流的方向无疑只能断为北南方向。据图上“舆溪”的长度和注记的里程,可知其所绘的两个水系源出同一分水岭,北向水系源流区较为开阔,干流全长约在25公里之内;南向水系源流较为闭塞,图面截取的干流长度也在25公里之内。在仔细分析天水地区之内所有大小河流流域之后,他认为唯有放马滩南北的花庙河上游和东柯河流域才完全符合上述前提条件,除此之外,无论渭河流域或嘉陵江流域的其他地区,再找不出如此对应的水系。张文的最大贡献是在曹婉如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了花庙河的存在。 雍际春在张修桂研究的基础上,将七幅地图分为二组,图一是第一图组的总图,图二是图一左上侧“中田”以西水系的详图或扩大图。第二图组绘有两条逆向而行的水系,图三是两条水系相对方位的接合图,也是第二图组的中心图。图四是图三西流水系自源头至中游的扩展图,图六则是图三和图四西游水系自源头至下游的扩展图。图七所绘水系与图三右上侧东流水系基本一致。第一图组为渭河水系,绘制了除渭河源头段以下西起散渡河,东至天水市北道区伯阳镇西毛峪河以西的渭河干流及北岸的主要支流,南岸支流仅有耤河和东柯河两条。第二图组所绘有两条水系,即属渭河水系支流的耤河和嘉陵江上游西支源头的西汉水。放马滩地图实际包括的地域范围,东西最宽140公里,南北最长240公里,其范围东起甘肃清水县牛头河源,西至通渭县,经达宁夏西吉县,南界甘肃西和县,约合今23000平方公里。 从上述学者所做的研究看,都很注重各图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判定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试图复原木板地图所表现的今地域范围,只有确定了木板地图所绘的实际区域,才能对木板地图所表现的测量绘图成就做出科学正确的评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