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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注记文字 放马滩木板地图除图五外,其余六幅地图均标有注记文字。目前所见,主要有三种不同的释文,兹将三家意见列表如下(表二),我们的意见附列右侧,以“今定”的形式出现。表中李学勤的意见为曹婉如文所引。 放马滩木板地图的注记文字皆为战国秦隶书⑩,在文字释读上应不存在太大问题,其中大部分文字的释读已取得共识。但由于木板年代久远,有些字迹不清,原有图版照片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从而给文字释读带来困难。我们根据最新的红外照片,新释、改释字共计13处,比如:原释为“略”的字,我们改释为“右田”;原释“杨里”改释“槐里”,原释“山格”改释为“乍格”,原释“故东谷”改释“故束谷”,原释“上”改释“北方”,原释“宛”或“最”改释“宄”,原释“锦”或“録”改释“铭”,原释“柏木”改释“桐木”,原释“楠木”改释“椲刊”,原释“思”改释“罔”,原释“夹”或“夜”改释“朿”,原释“枞”或“析”改释“梃”。新释出“闭口”。此外,我们还根据新的红外照片对旧有释文重新确认,其无法确定者则阙疑,并对注记文字的读序亦有调整。下面,将争议较大和据红外照片所作的部分新释字按表中所列次序略加考释、说明(11)。 封丘 “封丘”或释作“邽丘”。秦简牍文字,“邑”字或“邑”作偏旁时,其下笔划向右折,“寸”字或“寸”字偏旁则向左折(12),二者区分明显。从木板地图注记文字看,其右边是“寸”而非“邑”,与一般“寸”略有不同的是,“寸”字上部一横画没有连写而是分断的,这也许与木板纹路有关。但也正因为那一笔断开了,所以并非“邑”旁上部的“口”字形。其实,这个字从字形上看,释作“封”是不成问题的,徐日辉早已有详细的辨析论证,其说可信。学者或囿于秦邽县(上邽)在今天水一带,所以坚持将此字释作“邽”,解释为秦邽县或上邽。然如徐日辉所指出的,地图注记“封丘”与“中田”、“杨里”等注记方框大小相若,没有上下级行政级别的区分,不存邽县一说(13)。徐氏此文考证精详,惜未引起充分重视,今特为申述之。 右田 “右田”通常被释作“略”。从红外照片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右边字形为“右”而非“各”。“右”与“各”的最大区别是:“右”字左上不封口,“各”字则多一斜画,作封口形(14)。木板地图中的“右田”,与“中田”、“南田”均加方框,方框大小相近,恰好组成一组地名标记。 北方 木板地图注记文字中的“北方”,可以说是我们通过红外照片释读的最大发现。在图二中,“北”字的两竖画清晰可见,绝非渍痕。右边一竖画中间尚残留一横画,左边竖画旁则残存两点。这个字的写法与放甲五五壹“北”字的写法相同,而与通行“北”字下部左右两边作折画略异(15)。这大概是为了照顾松木板的纹理,将两竖画写得特别直,而将下部折画省略了。“方”字上部的点画不可见。其下部的写法与睡乙九九壹“方”字写法类同。通行释文将此字释作“上”,其实秦简牍“上”字上边一横平行或略下抑(16),而将此字倒转过来看,那一笔划却作上扬的斜画,所以不是“上”字。 梃 图七有所谓“泰A”和“泰B端溪”,由同一图幅“朿比”和“朿比端溪”的文例来看,A、B显然表达的是同一个词义,其中B应是A的简化字。木板地图注记文字都是顺着河流的线条书写的,字形往往有所偏斜显得不很规整,但上述二形为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是没有问题的,其中A形比较完整,我们认为这个字当是“梃”字,左边的“木”很清楚,最右边应该是“壬”字,中间偏旁下部向右折,将“壬”包住,此即“廷”字。睡虎地秦简和关沮秦简多有“廷”字(17),写法与A形右半近似。里耶秦简牍所见“廷”字和“庭”字尤多,皆可证A字确为“梃”。《说文·木部》:“梃,一枚也。”王筠《句读》:“谓一枚曰一梃。下文材,木梃也。竹部竿,竹梃也。但指其干,不兼枝叶而言。今犹有此语。”所谓“泰(大)梃”大约是指大的干流而言。 四 地图内容研究 (一)地图方位 图二中原被释为“上”的字既然应该释作“北方”,这就表明该图幅的方位为上南下北,与前此研究者理解的方位正好相反,而与中山国“兆域图”、马王堆汉代帛地图的方位一致。由于图二绘于图一的背面,是图一左侧“广堂”、“中田”所在那条水系的详图,二图文字书写的视方向一致,描绘河流山谷走向的线条相同,所以图一的方位也是上南下北,这是没有疑问的。 这一地图方位,还可以从图中的文字注记得到证明。图一有“中田”、“右田”,另有“南田”,这是一组表示方位而又彼此相关的地名。先秦两汉文献多有描述左右方位的记述,如:《国语·郑语》记郑桓公欲迁徙其国而问于史伯,史伯建议迁往济、洛、河、颍之间,对于其方位,则说“前颍后河,右洛左济”。而按实际地理方位,则济水在东,洛水在西。《战国策·魏策一》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章载吴起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彭蠡当即今江西鄱阳湖或其附近,洞庭即今湖南洞庭湖,彭蠡在东称“左”,洞庭在西称“右”。《盐铁论·险固》称:“秦左殽函,右陇阺,前蜀汉,后山河,四塞以为固。”殽函在东,称“左”;陇阺在西,称“右”。《汉官仪》:“左、右曹受尚书事。前世文士,以中书在右,因谓中书为右曹,又称西掖。”(18)也是以西为“右”。在先秦两汉以西为右的大背景下,地图中的“右田”也许指西田,若然,则亦可证明该地图的上南下北方位。 图三、图四、图六的注记文字皆沿水流方向书写,没有一定之规则。图四有表示地理方位的“北谷口”,图六有表示地理方位的“东卢”、“西卢”,但由于这些注记文字都是沿着水流方向书写,不容易判断地图方位,或者说地图不存在严格的地理方位,读图人可以随意摆放木板,取其所需,读到某条水系(或山谷)时,图上文字的视方向就是地图的方位。这就像中国古代的绘画等视觉艺术形式,并不存在某一个固定的透视焦点,而是有多个视角焦点,移步换影,物随人走。但既然图一、图二为上南下北,我们当然有理由也把这幅地图理解为上南下北。换言之,我们也可以用上南下北的地图方位模式统一解释其余各图幅。 如下文将要指出的,图三中与上临、苦谷注记河流相对的那条河流,应该就是见于图二左上方河流的细部图,所以图三也是上南下北式。图四、图五中的“上临”、“苦谷”亦见于图三,按图三的地图方位,图四、图六也可以理解为上南下北。而按照整理者的摆放方式,图四中的注记文字“北谷口”正好位于地图的下方,这是地图方位作上南下北的明证,而用上北下南方位的模式是无法解释的。同样,按上南下北的方位模式,图六中的“西卢”在右、“东卢”在左,与上文“右田”在西相合。图七按文字视方向解读,也应该是上南下北,但整理者将图倒置了(19)。总之,我们认为放马滩出土的七幅木板地图都是上南下北竖列版式,地图方位与此前考古发现的两幅古地图的方位一致,而与今地图方位相反。 (二)各图关系 图二的“中田”、“广堂”见于图一,图二是图一左侧(西部)的局部详图,二者的水系画法、走向也一致。图六的“上临”、“下临”、“苦谷”、“九员”、“上辟磨”、“下辟磨”等地名注记,均见于图四;图六中的“上杨”、“下杨”,在图六中则标注为“上杨谷”、“下杨谷”;图六有“虎溪”,图四则有“虎谷”;二者表示河流、山谷的线条走向也大致相似;不同的是,图四写绘止于“舆溪”和“下辟磨”,图六则更向上方(南方)延伸,多绘出了“韭园”、“东卢”、“西卢”等五条水系,所以图六是图四的延伸扩大图。图四、图六中的“上临”、“苦谷”又见于图三,它们所示为同一条水系。所以图四、图六是图三左侧(东部)水系的扩大图,或者说图三左侧表示的是图四、图六的位置示意图。上述诸点皆有注记文字可证,其相互关系较清楚,这也是此前的研究者都同意的。 至于图七,从地图方位看,我们认为它与图一、图二的关系更为密切些,它所表现的应该就是图二中“西山”所在的那条水系的局部扩大图。它同时还是图三下方(南方)那条水系。图七中的“广堂夬”与图一、图二中的“广堂”,存在某种关联。图七中“苦夬”,亦与图三、图四、图六中的“苦谷”存在某种联系。唯有将图七摆放于图三下方(南方)的位置,才能更合理地解释诸图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图一、图二中的“广堂”与图七“广堂夬”,原本就绘在同一条水系上;“苦谷”(图三、图四、图六)与“苦夬”(图七),则仅相隔一道分水岭。关于这一点,在下文今地域的复原中还会有更详细的论证。 总之,放马滩七幅木板地图,除图五为未完成的半成品外,其余六幅地图可分为两组,图一、图二、图七为第一图组,图四、图六为第二图组,图三为总图或拼合图。图三所表现的正是第一图组与第二图组的组合拼接关系,其中第一图组位于图三右下方,水系从南往北流;第二图组位于左上方,水系从南往北流,中间那条曲线正是这两条水系的分水岭。 (三)地图所表示的今地域范围 判定木板地图所表示的今河流、山谷及其地域范围大致有两条途径。其一,比对木板地图所写绘河流、山谷与今地理环境的相似性。其二,利用地图的注记地名与传世文献所载地名定位的一致性。此前的研究者皆不出此二途。此外,还必须充分考虑木板地图各图幅之间的内在联系。 学者对第二图组表现的水系的研究最为出色,张修桂首先通过图中里程数据,将其水系干流局限在25公里范围内,然后通过源流方向、峡谷位置、支流对应、干流长度等四个方面详细考证,认为图四、图六所表示的就是今花庙河,它源出放马滩东北,西南流至放马滩南,折南流经燕子关、党川、黄家坪、花庙,最后继续南流进入徽县称永宁河而注入嘉陵江(20)。曹婉如则指出今地图上的东沟、西沟即木板地图之东卢、西卢,今燕子关即木板地图之“燔夬闭”(曹文作“杨夬闭”)(21)。唯张氏说:“燕子关之名与燔史关尚有谐音关系,或是语音文字演变的结果。”(22)则似不确。晚清民国编修地方志都说燕子关原为现子关(23),现子关见《方舆胜览·利州西路·天水军·山川》“现子关”条:“去天水县百里,对陇州吴山路。”《读史方舆纪要·巩昌府附巩昌卫》“石榴关”条下亦云:“现子关当陇川、吴山之大路。”《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甘肃统部·直隶秦州·山川》“燕子山”条:“在州东南一百十里,有燕子关。地多林木,党水出焉,东流入嘉陵江。”《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甘肃统部·直隶秦州·关隘》“石榴关”条下云:“又有现子关,去天水县百里。《元统志》:……现子关对陇州吴山路。《通志》:石榴关在州东南九十里。又十里为燕子关,即‘现子’之讹也。”可见此关南宋时称现子关,后讹为燕子关,以迄于今。木板地图作“燔夬闭”,当是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名称的缘故,恐与读音无关。 曹婉如、张修桂对第二图组论证详确,应该就是今自花庙以上的花庙河,无可置疑。二位学者之所以在摆错地图方位的前提下仍能准确判断此地图所表示之今地理范围,盖因第二图组所绘河流有东卢、西卢、北道口等方位名词,即便是摆错地图方位,也不影响对该河流实际流向的判断。东卢、西卢既位于河流两岸,北道口位于河流上游,则此河干流只能是自北向南流,而无论南方在上还是北方在上都不影响对河流实际流向的判断。但对第一图组而言,由于没有类似的方位指示词,地图方位摆错则意味着河流流向完全相反。前此学者皆认为木板地图为北上南下方位,则第一图组所绘两条河流就只能是从北往南流,从而完全将河流的流向弄反了。 现在我们既然知道了第二图组所绘为自北向南流之花庙河,则与它相对而流,隔着一道分水岭的理应就是今东柯河和永川河,这是由前文论证各图之间相互关系推导出来的。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下述四个方面加强论证。 首先,东柯河、永川河从南向北注入渭河,图一左边(东边)那条河即东柯河,右边(西边)那条即永川河。图一下方的那条弯折的曲线和图二下方的横线亦即渭河。图一中位于“里”与“”之间的那条短横线,当是从西向东流注入渭河的藉河。渭河和藉河不是地图表现的重点内容,地图的作者并没有完全表示,仅作示意而已。从总体上看,木板地图与今地图相符。 其次,图一右边的永川河右边有四条支流,今永川河亦有四条支流。今永川河在甘泉(甘泉寺)附近分叉,其上流另有五条小支流,木板地图一之上游亦有五条支流,只不过木板地图的支流较偏向左边(东边),与今地图居中稍偏西略有差异,这也许是古地图画法不够精确的缘故。今东柯河在街子附近分叉,表现为众多的支流。图一左边(东边)在中田附近分叉,亦表现为众多支流。从图二看,乍格、光成所在那条支流,当是今地图中流经陈家山的那条支流;图二中的明溪,则与今流经仙人崖的那条支流相当;图二“西山”、“故束谷”所在的那条支流,则与今滩子(滩子头)处的分叉支流形似。图一在封丘附近有一条自西向东折北入今东柯河的支流,在今地图上不见,然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50000的军用地图上还分明可见一条干涸的古河道与之相当,可见这条小河今已消失不见了。所以从永川河、东柯河的流向及其支流的分布看,与木板地图也是大体相当的。 其三,图三所示分水岭界线与今花庙河与永川河、东柯河的分水岭界线、走向一致。 最后,今东柯河上游有苦托峡。从上文各图相互关系的分析看,此峡应即图七的苦大。此外,木板地图的苦谷,从图中所处地理位置和河流走向看,应即今花庙河上游之窄峡子沟。由苦夬的地理位置,又可推导出广堂夬的位置。现将苦夬、苦谷、广堂夬、广堂画在今地图上(图八),图中可见苦夬与苦谷仅隔一道分水岭,广堂夬与广堂亦彼此邻近。由这四个地名的内在联系,亦可证明木板地图所表现的即今东柯河、永川河与花庙河。 图八 放马滩地图水系复原示意图 总之,整个放马滩地图主要表示了三条河流,即东柯河、永川河以及永宁河上游的花庙河,其地域范围,东西约40、南北约50公里,约计2000平方公里(图八)。 确定这个地域范围,还可以有两点旁证。第一,按照本方案,第一图组与第二图组表示的地域范围大致相当。由于木板的大小相当,由此亦可推测二个图组的比例尺相近。根据整理者的意见,木板地图“从木质、尺寸、制作痕迹看,系一次制作而成。地图内容,从用笔技术、地形、水状、图形走向、构图思路、地名、字体墨迹看,不仅是一次绘制而成,而且各图之间有必然的联系”(24)。这个意见可以印证我们的结论。第二,学者根据墓葬规模和随葬器物推测放马滩一号墓主为士一级人物(25)。我们以为其职务大概相当于县乡一级的地方官吏。王庸曾推测秦代地图由御史中丞掌管(26)。新出里耶秦简牍有云:“其旁郡县与椄(接)界者毋下二县,以为审,即令卒史主者操图诣御史,御史案雠更并,定为舆地图。有不雠、非实者,自守以下主者。”(27)可知秦对地图管理严格,各级官员各负其责。以秦对地图管理的严格和对人身控制的严厉,放马滩墓主人恐不能将涵盖地域广泛的地图随葬。放马滩地图东西40公里,南北50公里,这样的地域范围,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相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