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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补注》的问世，可以看作是前辈辽史大家对史料做加法的扛鼎之作，无疑会成为后学晚辈不断汲取营养、开拓创新的根基所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新生代辽史学人有责任在不忘加法的同时，尝试减法，立中有破，破中有立，不断推动整个研究领域的深化与发展。 著名辽金史专家陈述（1911—1992）先生所著《辽史补注》近日在中华书局出版，诚可谓辽史学界一大盛事。此书始撰于上世纪30年代，历经数十载的改撰增补，至作者去世时仍未完全定稿，实乃陈先生最重要的遗著，更是其毕生研究辽史之结晶。全书依元修《辽史》旧有卷帙，先录原文，继而广征相关文献，逐段加以补注。据粗略统计，《补注》所引文献逾九百种（参见景爱《陈述学术评传》附录三《辽史补注征引文献》，花木兰出版社，2006年；按其所据为出版前之稿本），虽然此项数据对直接征引与转引文献未加区分，所得结果当较实际情况为多，但仍可大致反映陈先生在蒐罗史料方面所投入的心血及取得的成就。今本共编为十册，排版字数约240万字，较原中华书局点校本（主要点校者亦为陈述）之90万字，增广颇多。如此鸿篇巨制，堪称辽代史料之渊薮，治斯学者自须常备案头，反复研磨，其中的学术意义也只有在研究各具体问题的后来人与之产生对话、碰撞时才能真正彰显；同理，对于这笔学术遗产的全面评价，当然也需要学界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消化吸收方可切实展开。与书中宏富的内容一样，《辽史补注》的编纂形式本身亦颇值得考究，其中不仅关涉到古代史书补注传统之源流、优长与不足，同时也蕴含着对辽史学界既有成果的总结、对新兴取向的提示，本文即尝试从这一角度略作管窥。 从陈寅恪 《辽史补注序》说起 上世纪40年代初，陈述撰成《辽史补注序例》（中华书局本题作《自序》），陈寅恪为之序，开首即云：“裴世期之注《三国志》，深受当时内典合本子注之薰习，此盖吾国学术史之一大事，而后代评史者局于所见，不知今古学术系统之有别流，著述体裁之有变例，乃以喜聚异同，坐长烦芜为言，其实非也。”陈寅恪提出此说实际上是基于两个背景：其一，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是现存第一部以大量增补史事为主要内容的史注著作；其二，以刘知几为代表的后世史评家多批评裴氏“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史通·补注》）。陈寅恪认为裴注所开创的史注传统取材详备，实有保存史料之功，又见陈述《序例》“所论宁详毋略之旨”正与此合，故称“《补注》之于《辽史》，亦将如裴注之附陈志，并重于学术之林”。《辽史补注》在正式问世之前的七十多年间一直享有盛誉，为学界所期待、瞩目，很大程度上与陈寅恪此序的高度评价及其中所论古史补注传统源出佛典说的广泛流传密不可分。 将《三国志》裴注这类史注体例之渊源追溯至佛家经典合本子注，是陈寅恪的著名论断之一，除此序文外，尚见于氏著《杨树达 〈论语疏证〉序》《读〈洛阳伽蓝记〉书后》《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诸文。所谓“合本子注”并非佛典固有成词，而是陈氏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他在《支愍度学说考》称“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可知，陈氏所谓“合本子注”是指汇集不同佛经译本，制成“合本”，加以比较研究，以一本为正文（母本），复以小注形式呈现异文（子注）。他认为裴注聚异同、存史料之法即受此影响。有研究者指出，“合本子注”概念的核心当在于“合本”，而陈氏本人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和阐述亦存在前后矛盾之处（参见吴晶《陈寅恪“合本子注”说新探》，《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于溯《陈寅恪“合本子注”说发微》，《史林》2011年第3期）。 对于陈氏援内典为裴注来源的观点，周一良表示过明确质疑，认为裴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指出了二者在注释内容和篇幅方面的巨大差异。胡宝国则在肯定周说的基础上进一步着眼于经学影响的消退、南朝知识至上的风气及晋宋之际书籍整理、学术总结的盛行等方面分析了裴注的成因（参见《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文史》2009年第4期；《东晋南朝的书籍整理与学术总结》，《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从历史背景的角度重新解释了裴注的出现，客观上也消解了陈氏之说。尽管仍多有论者力主陈说，但似乎又都无法提出切实的论据，如认为“合本子注对史注内容是否起到影响或许还存在争议，但在体式上，子注对史注，尤其对史书自注无疑产生了许多积极的作用”（赵宏祥《自注与子注》，《文学遗产》2016年第2期），其所谓子注体式是指史书小注的出现始于裴注，这显然忽视了经学注解中早已出现的小注传统（如最为典型的汉代章句等）。而裴松之本人即为当时的经传学家，著有《集注丧服经传》，其以经学之小注形式融史学之时代内容，似更近情理。综合现有研究成果来看，陈寅恪之说从内容、形式等方面都很难得到史料的支撑。中国古代史书补注传统的出现似乎还是应该放在史学脱胎于经学而在魏晋以后逐渐取得独立地位的内在理路中理解，晋宋之际的社会风气、物质学术条件的转变构成其背后的实际动因。 陈寅恪《辽史补注序》在上引开首一段后又称“赵宋史家著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遗意”，是将南宋史家长编考异之学亦归于合本子注之余脉。似乎在陈氏看来，凡以小注保存不同材料之史注皆可溯源于此。但这里存在的问题就更为明显：首先，史家自注与后人补注在功能上存在本质区别，著史者自撰考异，实欲明正文去取之原则，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而与后人补注前史时尽力蒐罗、铺陈排比大异其趣；其次，宋人长编考异之学始自司马光《通鉴考异》，陈氏所举南宋三史皆祖法于此，然温公《考异》并非附于《通鉴》原文，而在书外别本单行，与前代史注判然有别，更与佛家合本子注相去甚远。 《辽史补注序》又云：“回忆前在孤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颂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余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之量外矣。由今思之，倘非其书喜聚异同，取材详备，曷足以臻是耶！”从中可以看出，陈寅恪之所以对于“喜聚异同，取材详备”的注史体裁大加推许，特别表彰佛家合本子注形式的积极影响，甚至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实与其切身遭际、国家命运有关，似不可一概以学术因素论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