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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于《辽史》之前” 陈述先生在《补注序例》中将撰作此书之目标概括为“但愿返于《辽史》之前，使大辽一代北方诸族及其与中原相涉之史迹，汇集于此，信而有征”。类似的义涵在三十年代所作《自序》中还曾表述为“至于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更需要丰富准确的史料，更需要广聚异同”。其中“返于《辽史》之前”、“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提法与当今史学界常常探讨的“接近或回到历史现场”颇有几分神似，反映了陈先生作为一名现代史家的学术追求。 在陈先生看来，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途径在于不断地汇集史料、广聚异同，其以“积薪”为喻强调不断累加、层层递增的重要性正在于此。我们姑且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作对史料做“加法”，即以一种核心史料为基本骨架，广泛蒐罗各种不同材料，不断地填充血肉。史料多一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可能就丰富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补注之体可以称得上是对史料做加法的典范。就《辽史补注》而言，元修《辽史》自然构成了其中的骨架，而补充的诸多材料则是从局部、细节上对其进行补充与修正。 毫无疑问，在史学的积累阶段，史料的“加法”具有极其重要的奠基作用。然而问题在于，只凭借这样的“加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返于《辽史》之前”的目标呢？ 汉魏时期，史学附庸于经学，史注亦脱胎于经注。补注之体创于晋宋之际，其重要背景是史学逐步从经学中独立出来。但此种注释体裁的基本操作逻辑始终带有明显的经学色彩，即将史著视作一经典文本，以他书加以附益、补充。在这样的脉络和视野下，注史者往往会在不自觉间先接受所注史书呈现出的叙述框架，再以其他史料参合、补正，而对于史书本身的生成过程、文献源流、史料层次及叙述策略，似乎缺乏必要的甄别和研判。这在古代经史注家那里自然无可厚非，但若着眼于现代的史学研究，则或稍有未安之处。 以《辽史》为例，其中纪、志、表、传各部分多有元朝史官杂抄诸书所新作者，并无辽金旧史原本之独立史源作为依凭，因而这些文本很大程度上只能视作元人对于辽朝历史的理解和再阐释，或可名之曰 “元人的辽史观”。这种理解、阐释往往与辽朝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如《营卫志·部族上》一直被视作研究契丹建国以前部族发展历史的核心文献，但这其实是元人杂糅中原历代正史契丹传及辽金旧史零星记载而成的一部二手文献，其中所述辽代部族的定义、契丹早期史的发展脉络，对研究者产生了巨大的误导；又如《百官志》亦为元人抄撮旧史纪、传敷衍成篇，其所构建的辽代官制体系可谓漏洞百出，根本无法反映当时的实态；再如《部族表》《属国表》之设，特别是所谓“部族”、“属国”之区分，常常成为研究者热衷讨论的议题，但实际上辽金旧史并未设“表”，上述称谓皆系元人新作时强立之名目，自然不可以此讨论辽代的族群关系和国际关系。这类存在系统性、方向性问题的文本在元修《辽史》中比比皆是。如果不对其加以彻底批判、拆解，而仍以其中所见叙述框架为基础加以补注、增广，就很容易被元人的辽史观所牵引，随着《辽史》既定的口径去讲述辽朝当时的史事。如此一来，距离“返于《辽史》之前”的目标恐怕会越来越远。 以上论说绝无苛求贤者之意，而是希望能够在充分尊重、利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从当代学术的问题意识出发，提出另外一种视角和方法，即有时候我们在对史料做加法的同时，也需要适当考虑“减法”。我们一方面要处理支离破碎的史料，另一方面又需要审慎地考虑史料背后所隐含的整体叙述。一种历史叙述的整体性、连续性越强，越容易被我们先入为主地接受，然而这样的历史叙述其实更加值得警惕。与传统的史注工作不同，面对核心文本所呈现出的看似整饬的历史叙述，我们要做的首要工作或许应该是抽丝剥茧，正本清源，通过区分不同叙述主体、不同来源的史料，剔除干扰性因素，尽力回归历史主体自身的叙述，继而展开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必要时需要以打破既有历史叙述连续性的方式来求得新的连续性。如此对待史料的态度，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突破元修《辽史》的禁锢，接近辽朝当时的历史现场。 “加法”与“减法”，并非截然对立的两种视角，而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所谓“加法”通常表现为考据举证、网罗材料，而所谓“减法”则可以归结为基于文献源流意识的史料批判。在做加法之前，首先须对所获材料进行批判、甄别，将其置于不同的叙述脉络和史料层次中加以考量、运用；而在做减法之时，自然亦离不开排比、参证之功，只有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方可能开展切实、有效的批判。因此，二者其实应该是现代学术视野中史料处理方法的一体两面，只不过在既往的辽史研究中，我们对于加法强调较多，而对减法的关注则颇显不足。 《辽史补注》可以看作前辈辽史大家对史料做加法的扛鼎之作，无疑会成为后学晚辈不断汲取营养、开拓创新的根基所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新生代辽史学人有责任在不忘加法的同时，尝试减法，立中有破，破中有立，不断推动整个研究领域的深化与发展。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