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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之学，譬如积薪” 裴松之开创聚合材料、补注史书之传统，但在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这种体裁并未取代原本的名物训诂之法而成为古代史书注解的主流。直至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风大盛，与此史书补注之旨颇相契合，因而涌现出一批模仿裴注之作，如惠栋《后汉书补注》，杭世骏《三国志补注》《金史补阙》，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彭元瑞、刘凤诰《五代史记补注》等。其中与《辽史》相关者，主要为厉鹗《辽史拾遗》、杨复吉《辽史拾遗补》，而将此二者合为一书，正构成了陈述先生撰作《辽史补注》的萌芽和基础（参见《辽史补注后记》）。《辽史补注序例》称“补者效禇少孙之补《史记》，注者效裴松之之注三国”。其实，全书补撰的部分只占很小一部分，主要还是注文，可见此书的基本定位就是远祖裴注，近仿厉、杨二氏之书，以后者为实际基础再行增补。 清末民初，补注之学出现了继乾嘉之后的又一个高潮，如唐景崇《新唐书注》，王先谦《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吴士鉴《晋书斠注》等，皆属此类。针对刘知几批评补注之体为“吐果之核、弃药之滓”，陈述先生在《辽史补注序例》中反驳曰：“有未尽然者，即补注所资，是否为修史时所已见，纵令修史所捐，是否仍有助于考史，是则王先谦、吴士鉴、唐景崇等所以仍有两汉、晋、唐诸书之补注也。”显然，陈先生是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纳入到传统注史的谱系之中，《辽史补注》亦可看作是当时学术风尚影响下的产物。 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辽史补注》之作，实际上是对有清以来关于《辽史》实证研究成果的全面吸收。除厉鹗、杨复吉二书外，书中引用了大量清人关于《辽史》及辽代史事的考证，主要包括顾炎武《日知录》《读史方舆纪要》，朱彝尊《曝书亭集》，姜宸英《湛园札记》，何焯《义门读书记》，乾隆殿本《辽史》考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养新余录》《潜研堂集》《诸史拾遗》，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清廷官修《满洲源流考》《日下旧闻考》，李友棠《辽史纪事本末》，毕沅《续资治通鉴考异》，江师韩《韩门缀学》，阮葵生《茶余客话》，俞正燮《癸巳类稿》，周春《辽诗话》，道光殿本《辽史》考证，梁章钜《浪迹丛谈》，张穆《蒙古游牧记》，戴熙《古钱丛话》，何秋涛《朔方备乘》，文廷式《纯常子枝语》，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等数十种（除此之外，朱明鎬《史纠》、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考异》、邵晋涵《旧五代史考异》、姚范《援鹑堂笔记》、秦蕙田《五礼通考》、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汪辉祖《九史同姓名略》等书亦有对《辽史》的考证研究，《补注》未及征引）。同时，民国年间专门考订《辽史》之著作如陈汉章《辽史索隐》、若诚久治郎《辽史索引》、谭其骧《辽史订补》、张元济《辽史校勘记》、罗继祖《辽史校勘记》、冯家昇《辽史初校》等，亦成为陈述先生的直接资料来源。这些考证成果都以校补、考据为共同特点，一方面构筑了《辽史补注》的创作基础，另一方面也规定了长期以来辽史研究的基本取向。 《辽史》向以简陋著称，对于辽史研究者而言，“穷尽史料”既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参见刘浦江《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而补注这一体裁正是在实证层面穷尽史料的最好方法，陈述先生更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实践者。从《辽文汇》到《全辽文》，从《辽金闻见汇录》到《辽会要》，无一不是这一取向的体现，直至《辽史补注》蔚为大观。 综上可知，《辽史补注》既可视作补注传统作用于《辽史》研究的集成之作，又是对有清以来考订辽代史事成果的倾力囊括，同时也是陈述先生毕生学术追求的收束凝缩，具有多重的总结性质。此书的问世，在某种意义上讲，标志着辽史研究史料体系的基本确立。在史料匮乏的辽史研究领域，新材料的开拓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就可预期的未来而言，元修《辽史》在史料体系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仍然不可撼动。探索新史料的工作当然永远不会停歇，只不过，经过《辽史补注》“竭泽而渔”式的蒐讨，后来者很大程度上只能在其基础上进行局部、零星的补充，而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突破这一史料体系的主体架构。 关于《辽史补注》一书对既往研究的继承、总结性质，陈述先生有着明确的认识和清晰的表述。《补注序例》称“寅恪先生有言：‘考证之学，譬如积薪。’今即就前贤所积者，续为增补，用资参证。”此处借用陈寅恪“积薪”之喻，不过揆诸陈氏原文，似与此处《序例》引述之意略有差别。该句见于陈氏《三论李唐氏族问题》（《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46页）：“夫考证之业，譬诸积薪，后来者居上，自无胶守成见，一成不变之理。寅恪数年以来关于此问题先后所见亦有不同，按之前作二文，即已可知。”其中所强调者本为后来居上，后出转精之意。陈述先生引用此说并稍改原义，所欲突显的无疑是《辽史补注》不断累加、层层递增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实际上关涉到补注之体及辽史研究所存在的某些方法论层面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