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香港苏富比2018年春季拍卖会中，一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以1.4亿港元起拍，最终以2.39亿港元（含佣金）的价格成交，刷新了康熙官窑瓷器的拍卖成交纪录。本刊特为您详解珐琅彩的故事。 康熙皇帝与珐琅彩 在2018年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上，创拍卖纪录的清代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的直径为14.3厘米，以粉红色釉作底，以五瓣花朵式开光，内绘花卉，色彩艳丽，笔触细腻。碗底有“康熙御制”四字二行粉红色楷书款，加双方框。 珐琅，实际上是覆盖于金属器物表面的玻璃质材料，主要的化学成分是硅酸盐物质。人们使用珐琅的历史非常悠久，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古埃及就已经出现用珐琅作装饰的器物。 据了解，画珐琅技法起源于15世纪中叶的法国，即在玻璃料内加上不同的金属氧化物作为呈色剂，并用油调和后成为珐琅料，用来装饰金属器物，并取得油画般的效果。 画珐琅技法可以用来装饰不同种类的器物，会产生不同的装饰效果。如果用在铜胎上，就是铜胎画珐琅（即“景泰蓝”）；如果用在铁胎上，就是铁胎画珐琅（即“搪瓷”）；如果用在瓷胎上，就是瓷胎画珐琅（即“珐琅彩”）。 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法国传教士洪若将铜胎画珐琅器物进贡给清朝，康熙皇帝被深深吸引并决定把这种技法移植到瓷器上，成为“瓷胎画珐琅器”。 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康熙皇帝责令法国传教士马国贤、郎世宁在宫内督理试制，经过30多年的反复试烧，最终在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烧制成功。 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派遣使臣嘉乐主教来到北京，就“敬孔敬祖”问题与清朝政府进行谈判，即中国的天主教徒是否要敬拜和祭祀孔子与祖先。 康熙皇帝先后13次接见嘉乐主教，礼遇不可谓不隆重，但在“敬孔敬祖”问题上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无论如何不肯做出任何妥协，并且向嘉乐主教明确表示“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嘉乐主教无功而返，回到欧洲。 康熙皇帝在罗马教皇使臣嘉乐主教到达北京后，曾经特意在皇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宴会上康熙皇帝向嘉乐主教展示了数件内务府造办处刚刚制作完成的珐琅彩瓷器，这些制作精美的珐琅彩瓷器让嘉乐主教赞叹不已，惊奇万分。 嘉乐主教返回欧洲后，向新任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三世汇报了此次中国之行，在这份拉丁文本的报告中记载有嘉乐主教在北京所见到的珐琅彩瓷器，这份报告目前还保存在梵蒂冈罗马教廷的图书馆内，这是西方文献对康熙珐琅彩瓷器的最早记载。 由于康熙珐琅彩瓷器是模仿铜胎画珐琅（即“景泰蓝”）烧制而成，所以其釉色纹饰与同时期铜胎画珐琅器物非常相似，色调浓重艳丽，多以蓝色、黄色、红色、紫色等为底色，然后绘画纹饰，以花卉纹居多，如牡丹、芍药、莲花、梅花、菊花、月季、宝相花等，并常以开光技法绘画纹饰，使得纹饰更加鲜明，花蕊内还用篆书“万”“寿”“长”“春”等吉祥用语，寓意“万寿无疆”。造型以小件器物为主，主要为瓶、盒、盘、碗、杯、壶等，其中以碗的数量较多，而瓶的数量则非常少见。款识多用胭脂色或蓝色珐琅料书写，个别器物底款为刻款，一般为四字楷书“康熙御制”，多写在方栏或双圈线内，字体结构严谨。 清三代的“珐琅彩” 珐琅彩瓷器仅见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它既有铜胎画珐琅器的端庄秀丽，又有瓷器清雅明丽的风采，以洁白细腻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的色调、精湛绝伦的画工，成为清代皇帝与后妃们赏玩的御用瓷器，在清宫内独领风骚近百年，但其制作过程颇费周折。 据了解，在清代，珐琅彩的彩料要从国外进口，由宫廷画师出具样稿，烧造分两地完成，先在景德镇烧成精细白瓷，然后解运至北京，再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由画师彩绘后，经过低温两次烧成。每件珐琅彩瓷器烧成后都要经皇帝过目品评，并且登记造册。据《清档》记载，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雍正皇帝赐给暹罗（今泰国）国王各色官窑瓷器共146件，其中仅有一件是珐琅彩；内廷大臣中也只有年羹尧在多次恳请下，才获赐一件；乾隆皇帝甚至下旨规定“庶民弗得一窥”。 珐琅彩瓷器的烧制难度极大。据《清档》记载，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四月雍正皇帝传旨烧造一件珐琅彩小瓶，直到八月才烧成，其间历时四个多月，依照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优越条件，烧造一件珐琅彩小瓶尚需100余天，可见珐琅彩瓷器的烧制工艺要何等复杂。 由于珐琅彩瓷器的烧制难度极大，再加上制作成本昂贵，因此到乾隆中期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不得不停止烧制。所以，流传至今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珐琅彩瓷器总数不超过500余件，可谓弥足珍贵。 以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为例，其原为清宫旧藏，传世品仅有2件，另一件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与香港苏富比春拍的清代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原本应为一对，在布局和色调上均皆互相匹配，如出一辙，而且所绘的花卉纹搭配各异，互为映衬，别具风味。 那么，这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为何会从清宫流落到民间呢？ 溥杰挟带出宫 原来在这其中还有个小故事：1918年45岁的英国人庄士敦来到紫禁城，成为14岁的末代皇帝溥仪的英语老师。在庄士敦的影响下，少年溥仪充满了对外面世界的浓厚兴趣，迫切希望能够出国留学。为了筹集留洋经费，便将宫中珍藏的许多宝物以赏赐的名义由弟弟溥杰带出紫禁城。 当然，溥仪想逃离紫禁城并出国留学的梦想，因为其父亲载沣的坚决阻挠而没有成功。1924年“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点溥仪的书房毓庆宫内的物品时发现了《赏溥杰物品清单》，这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赫然在列。 这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从紫禁城流落到民间后，几经辗转反复，大约在上世纪30年代漂洋过海，来到英国伦敦。1938年此碗由欧洲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亨利·奈特收藏，直至其去世。亨利·奈特是荷兰人，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六世是大学同窗，二人均为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收藏爱好者，志趣相投，成为好友。1986年此碗由日本的石油企业巨头“出光兴产株式会社”购入，作为其名下的私人美术馆———东京出光美术馆的藏品进行展示，并被编入东京出光美术馆的藏品目录之中。 近年来，东京出光美术馆为筹集经费，选择将部分藏品拍卖，其中就包括今年香港苏富比春拍的这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 没有被溥杰带出紫禁城的另一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在1949年被带到台湾，成为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 有学者认为，此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在这次香港苏富比春拍中能够拍出2.39亿港元的天价，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是它的珍稀性。珐琅彩瓷器仅烧造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由于烧制难度巨大且制作成本昂贵，所以传世的总数不超过500件，可谓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珍品。 第二是它的艺术性。这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是所有传世的康熙珐琅彩瓷器中色彩最艳丽的，大量使用西洋彩料，发色明艳通透，晕染细致有层次感，这在传世的康熙珐琅彩瓷器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是它的传奇性。这件清代康熙御制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碗，是康熙皇帝闲暇时的赏玩之物，从康熙皇帝向西方使臣展示天朝上国的稀世珍宝，变成为宣统皇帝筹集留洋经费，漂洋过海后又因收藏者亨利·奈特而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六世有了交集，后来又来到了东邻日本，成为日本石油巨头的囊中之物，最后却因为日本经济不景气而现身香港的拍卖市场，成为全球艺术品拍卖的标志性拍品，也是全球艺术品拍卖的领跑者，成交价格更是创下了康熙官窑瓷器拍卖新的历史纪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