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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烽火淬炼牢固情谊，共有精神家园初现峥嵘。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融合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基础与心理特征，并随着民族之间的不断联系而得到进一步增强。 先秦时期，五大民族共称天下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于人们心中，尤其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在政治层面上已经形成了大一统格局。之后，统一便深人人心，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思想，也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统一是社会的主流思想，分裂则会招致社会道德的指责与法律的严惩。历代王朝统治者，不论族群都具有大一统的民族共识，根本目标都是建立与巩固统一王朝。 近代侵略战争的爆发使中华民族凝聚团结起来，建立了休戚与共的紧密关系。尤其是鸦片战争的爆发，华夏子孙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耻辱与磨难。在灾难面前，是共同的文化认同与民族情感将各民族人民团结在一起，并在抵抗外敌过程中加深了民族之间的情感联系，建立了互帮互助的深厚情谊，进一步强化了民族认同感与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观念，各族人民的国家意识也得到了增强。各族人民顽强抵御帝国主义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各族人民消除隔阂、增进情感联系、争取解放和自由、强化国家意识的过程。在动乱不安的社会环境下，各族人民奋起反抗，不惧强暴，在斗争中形成与强化了爱国主义精神，各族群众也自觉为实现整个中华民族解放而作出贡献，使得中华民族从原本的松散联合体逐渐向统一、团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个往复的过程，“一体”与“多元”会受到国力兴衰、政治格局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反复性特征。然而辛亥革命之后，民族民主革命随之而来，在中国萌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也使得“一体”与“多元”两者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构建极为明确的国体政治架构之下，国家领土、人民与主权都得到了明确，且都处于国家管理之下，呈现明确、固定与均质化特征。一体国家则会试图去容纳更多的多元化，各民族作为多元格局的存在，会由此被纳入“多元一体”的整体框架。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稳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由于历史、地理环境、交通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有些少数民族仍然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针对不同民族的发展现状，政府制定与实施了针对性的发展政策，加强对少数民族进行社会变革力度，大力发展经济，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在对中国国情与少数民族差异性进行深人分析的基础上，党中央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享有自治权，拥有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与决议成为党中央的重中之重。毛泽东在商议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指出，对于联邦、共和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这几种结构形式的选择上，要征求党内意见。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提出，中国国情与苏联存在较大的差异：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上的不同。苏联少数民族人口较多，我国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人口总数在总人口数量中占比不大，且都分散居住在较为偏远的地区，同时也存在杂居的特点；另一方面，苏联联邦制的实际是在全国大范围内实行地方自治与民族区域自治，特殊地区与特殊情况下才允许施行联邦制。反观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长期抗争外敌，平攘内患，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已经形成了共同的民族信仰与强烈的爱国热情，也没有出现过民族分离的情况，整个国家自始至终都处于统一的状态之下。鉴于此，联邦制不符合中国国情。经过商讨，最终确定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决议[2]。 民族区域自治要符合一个国家的基本原则，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少数民族自治区可享有自治权利，这是在分析我国多民族国家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实行的基本政治制度，有利于更好的处理民族政治关系，维护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国家政治事务与内部事务管理的权利。民族区域自治要确保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保障少数民族能够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利，在符合宪法要求的前提下，各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可以自由管理与发展本民族的政治、经济与科教文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是“各民族血肉联系，不可分割”的具体体现，同时也为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政治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