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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 李熊熊 唐代名臣狄仁杰（630—700），年轻时的一则逸事被史家写进了他的传记。这件事是这样的：狄仁杰任并州都督府法曹时，“其亲在河阳别业，仁杰赴并州，登太行山，南望见白云孤飞，谓左右曰：‘吾亲所居，在此云下。’瞻望伫立久之，云移乃行。”（见《旧唐书·狄仁杰传》）这件事后来被归纳为“望云思亲”四个字，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孝行故事之一。 明代万历时期有一幅较常见的瓷画（见图），画的正是这个故事。这里不妨图、文对照，略作分析： 图中有两个人物，站在左面的那个人身穿官服，头戴官帽，显然是个官员。官员身后跟着的那人，醒目地扛着把大扇，应是随从。这种大扇不是用来扇凉的，而是用来表示官员身份的仪仗，叫“障扇”。可见，两个人物的画法，是要强调主要人物的官员身份，而随从身穿便服，又表明官员的地位并不是很高。这与狄仁杰并州都督府法曹的身份一致。 图中人物伫立的地方崎岖不平，野草丛生，应是山区。这与狄仁杰当时正在“登太行山”相符。官员面对前方山壑中的一片条状的云，高举罩在袍袖下的双手，似在掩面而泣，又似在望云遥祝，把后面的随从都看呆了。这不就是狄仁杰“望云思亲”的场景嘛！ 图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官员头顶上方有一个圆形的太阳，这表明当时并非满天乌云，而是只有一片“白云孤飞”于官员的前方，从而进一步佐证画意正是“望云思亲”。 “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最早关于“孝”的著作《孝经》，相传是孔子所作。历代史书也有许多关于孝子孝行的传记。大约从宋金时期开始，民间形成共识的孝子故事有二十四个，人称“二十四孝”。元代郭居敬将二十四个孝子孝行故事固定化，配以图画和五言绝句，编成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全相二十四孝诗选》，在社会上流传甚广。不过，这“二十四孝”故事里，并没有狄仁杰“望云思亲”的事迹。 然而到了明代，青花瓷画中其他孝子故事很少，《望云思亲图》却相当常见。这是什么原因呢? 明朝开国后，朱元璋、朱棣都很重视孝道的宣传，寄希望“以孝治天下”。朱元璋制订《圣谕六条》要求天下奉行：“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第一条便是“孝顺父母”。不过朱元璋推广孝道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明初民间出现了不少极端的孝子孝行。极端孝行与老百姓受元代“二十四孝”的影响有关。“二十四孝”故事里有“埋儿奉母”“卧冰求鲤”等极端孝行。这些孝行作为一种孝道精神固然可嘉，但真要实践起来就显得很荒唐了。 洪武二十六年，山东日照有一个叫江伯儿的人，为了让母亲病愈，到庙里求神许愿：如果母亲重病痊愈，就杀一个儿子来感谢神灵。求神之后，老母病体竟然康复。江伯儿就真的杀了一个三岁的儿子，供奉到神灵面前。朱元璋看到这份奏章大怒，对礼部官员说：“父子天伦，百姓无知，乃杀其子，灭绝伦理。”下令将江伯儿逮捕，杖一百，远谪海南，永不赦回。并要礼部告示天下：“自今割股、卧冰者，不在旌表之列。” 朱棣当上皇帝后，继续弘扬孝道。他命儒臣“辑录古今载籍所纪孝顺之事可以垂教者为书”，并每事“亲制论断及诗，名《孝顺事实》。又亲制序冠之。”《孝顺事实》全书共十卷，收录孝行卓然可述者二百零七人。永乐十八年（1420），朱棣将此书颁发给文武群臣、两京国子监和天下学校，让他们学习并传播到全国。这本书收入了“仁杰望云”一事。 朱棣为什么要推荐狄仁杰“望云思亲”？因为“望云思亲”的“孝”发自内心，一个人有这份“孝”心就足够了，对它的强调正可以用来纠极端孝行之偏。经皇帝亲自推荐，狄仁杰“望云思亲”的故事从此在全国深入人心。 “望云思亲”在明代受到青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狄仁杰“孝”的故事与他“忠”的事迹有高度完美的契合。狄仁杰一生为官，有许多优秀事迹。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武则天当政时期，敢于犯颜直谏，力劝武则天复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使唐朝社稷得以延续。这种始终如一的绝对忠诚，历代文人赞不绝口。范仲淹曾写过一篇《唐狄梁公碑》，碑文评价狄仁杰说：“公为子，极于孝；为臣，极于忠……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乎！”这种由“孝”生“忠”，忠孝双全的为人之道，正是传统社会竭力倡导的人格境界。 了解了上述背景情况，我们就可以明白瓷画《望云思亲图》频繁出现的原因了：狄仁杰以心孝为特点的忠孝类型，在明代更受欢迎。这与明代心学的崛起也关系密切，狄仁杰名望在明朝时达到巅峰绝不是偶然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