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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老师非常注重社会架构，于是我们更关注具体的行为体 文汇报：德语世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相比英语和法语世界有什么特色？ 哈特穆特·莱平：我们很看重行政架构，我们对英国学者不重视法律感到非常失望。我们对神学问题非常感兴趣，我们也有一些独特的哲学传统。所以确实是很不同的。还有一点，实际上语言对你表达的内容有很大的塑造。我们用德语写作，也用英语，但是用英语表达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写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东西。以及，我们有一些特定的词汇，不是能够完美对译到英语的，例如前面我说的“Kunstwollen”。 在英语世界和欧洲大陆，对法律有全然不同的概念，法国人和德国人对于总体的、精确的成文法非常看重。我们没有判例法。 在古代早期，罗马法主要是判例法。罗马法里也有矛盾之处，因为大部分法律其实都是皇帝对提问的回答。法官或其他人定义问题，然后询问解决方案。或是从皇帝这里得到回答，或者是查阅相关的评论。皇帝的回应和评论在古代晚期被收集起来，而那时负责这项工作的人试着整理出成体系的东西。现在，欧洲大陆的历史研究多强调法律架构，而盎格鲁-萨克逊的同仁们更喜欢研究判例，也更倾向于接受特例。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可能更接近于古代，但他们是不是总是正确，我不太确定。特别是，有些评论固然包含清晰的法律概念，但这些评论被看得跟法律同等重要，从我们现代德国人的角度来说是很奇怪的。虽然德国的法学教授也很喜欢写评论，但那没有约束力，只是供给法官参考用。所以，盎格鲁-萨克逊的方法要比大陆的方法灵活得多，在这方面，我想我们和法国、意大利人更接近。 文汇报：我看到您写过关于罗马社会娱乐与娱乐从业者的文章，讨论演员和角斗士。您也写教父和皇帝。在这么多的人里，您为什么会以这些人为写作对象呢？要知道还有很多历史学家的关注点不是人。 哈特穆特·莱平：我想这可能还是和代际有关。因为我们的老师非常注重社会架构，注重抽象发展，于是我们就会对具体的行为体投入更多。 对娱乐从业者的关注，其实有一个很个人的原因——我一直都很想成为一个歌剧演唱家。我对这类文化一直很感兴趣。娱乐业的这一类史料大多出自纪念某人的拉丁铭文，读这些铭文，你会了解到，在丧葬铭文里、在他们叙述自己成就的诗歌里，他们看重的是什么。在社会主流的眼中，他们被视为怪人，但他们还是很想把自己表现得像正常人一样。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史料中的这一有趣张力。 文汇报：您的专著《古代的遗产》（2010）广受欢迎，为公众写作对您来说算是一种公共服务吗？ 哈特穆特·莱平：确实，这本书是为更广泛的读者，而非专家写的。我想要着重说明的是，在西方古代史里，古代并不是欧洲，但总是被视为欧洲传统；你没法脱离古代理解欧洲，但又不能把古代削足适履进欧洲的概念，因为古代还包含伊斯兰的传统。我宁愿使用的是“欧洲-地中海”一词。我们所称的大部分欧洲传统，实际上是西欧传统，跟欧洲东部的传统是很不一样的。东正教跟天主教、新教很不同。现代俄罗斯的行政体制和东正教会之间仍有很强的联系，这在西欧是不可能的，但这也属于欧洲传统。 我很重视为公众写作——我们是受公家资助的，我们也有很重要的话要说。有一些写古代的人没有专业知识，通常比我们写得更流利。但我想还是我们更可靠。并且，如果我们有在这一领域做研究的特权，如果我们想鼓励年轻人投身同样的事业，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成果能在中学课堂里呈现——那么我们必须显示我们的重要性之所在。 写作公众读物也是一项乐趣。我还写过给孩子的古典民主呢。有些十来岁的孩子会写信给我。收到这些信真是开心极了。在给公众和专业研究者写作之间，其实有一个中间地带——写给其他学科的同仁看。我就写给神学家看。例如，我最近要在欧洲神学家大会上发言，展示我的想法，肯定会受到很多批评，但一定也会极有收获。 文汇报：21世纪以来，古典学研究有些什么新的视角？是否有类似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这样的重大变化？ 哈特穆特·莱平：德国有一句著名的谚语：历史应该是将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和/或不再以欧洲为中心 （decentering Europe）。 这 是关于将古典学去古典化的（declassicizing classics）： 我 们看到，古代包含着许许多多的文化，不止是古典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古典学不是欧洲的，而是全球的。 有一个人们称之为 “重新语 文 学 化 ”（re-philologization）的进程。文本和文本细节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和语言学转向有关。另一个极大影响本领域的转变，与历史学总体的转向有关：空间转向 （the spatial turn）。地理学，是历史和考古学之间的地带，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对这一领域没那么关心，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了解人们如何想象世界，看看他们拥有什么样的地图。有一幅古代地图 《波伊廷格古地图》（Tabula Peutingeriana），看起来很像现代的导航系统：你会看到城市之间的连接，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连接方式。 去研究那些现在不怎么时髦的领域，是我们的责任，你必须完整地保存这些知识。否则，只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是没法看到完整图景的。因此，为了抵抗沉浮导致的知识消亡，你必须非常保守：保存现在已有的，保存知识，保存传统。 德国的学术体系以制定长期计划闻名，特别是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 “希腊铭文集成”，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质量保持不坠。这一传统是非常特别的。固然很难维持，但我们到今天还是努力坚持，虽然他们真的不够入时。 文汇报：那么在艺术史方面呢？彼得·伯克（Peter Burke）使用图像和视觉材料作为历史证据，这是一个重大的方法变革吗？ 哈特穆特·莱平：大多数古代史学家都是受语文学的训练，有些是受考古学的训练，但理想的是每位古代史学者都能处理艺术制品，因为艺术品可能是很重要的信息来源。 我会带学生们去考古艺术博物馆，向他们展示一些重要的花瓶和铭文。你必须如解释文本一样，批判性地解释这些艺术品。许多学生觉得考古学相对轻松，跟处理文本的难度不好比，因为面对艺术品没有什么语言壁垒。然而，你必须教会学生们，这些艺术品可以有多复杂。 视觉材料很重要，因为古代史的某些阶段，如荷马之前的时代，是非文字史料占主导——几乎没有什么文本，但考古材料很多。每个古代史学者都被期待在其研究里包含物质文化。如果你想讨论一位罗马皇帝及其各种呈现，那么钱币、画像、雕塑这些都得要看。 彼得·伯克做的研究很棒，很出色。但是从方法上来说，对我们不是新鲜事，对于那些研究更晚近时代、但同样接触很多考古材料的学者，也不那么新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