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稻史研究》，曾雄生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120.00元 我国是栽培稻的起源地，稻作已有万年以上的历史，在中华文明曙光初现的时候，北粟南稻的农业格局已经形成，唐宋以后，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栽培稻更上升为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头牌。稻对于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对于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厥功至伟。无论中国农业史或是中国文明史，稻史的研究都占据重要地位。 游修龄先生是我国系统的稻史研究的开创者，他的高足曾雄生继续了他的研究。雄生是我几十年的老相识,老朋友，最近他寄来即将出版的《中国稻史研究》（以下简称《稻史》）的电子稿，嘱我为它写几句话。雄生把他三十年来已发表和未发表的稻史论文按内容归结为22个论题（有的是两三篇同类文章合为一题），分为6编，卷首以《稻史研究三十年》一文为代自序。我粗略浏览一过，觉得书中新开拓和新见解多多，视野的开阔和资料的宏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篇学术论文，无非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首先要善于发现问题，提出有价值的论题。接下来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则需要有充实的材料和恰当的方法，作者的观点和思想是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展示出来并被证明的。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创新体现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以“四新”（新问题、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被视为学术论文的标杆。 《稻史》的论题，一类是填补原有研究领域的空白。如农具中的莳梧、雨量器，品种中的黄穋谷，耕作制度中的直播稻、双季稻，农业文献中徐光启的《告乡里文》、《王祯农书》中的“曾氏农书”，以及属于名实辨析的“早稻”“水田”等，都是前人没有涉足，或虽有涉足者但缺乏系统研究的，因而具有开创性。应该指出的是，作者不但从不大为人注意的事物中找到新选题，而且能出人意外地从人们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发现问题，提出选题。例如“水田”一词人们耳熟能详，“水田”就是水稻田似乎也从无异议。而作者却别具匠心地认真细致梳理“水田”概念的来龙去脉，写出一篇大文章。文章指出中国历史上“水田”一词最早出现在“没有灌溉就没有农业”的西北旱作地区，它是指有水利灌溉的耕地，可以种水稻，也可以种旱作物。把水田视为水稻田，起初是南方人，逐渐影响到北方人。入宋以来，人们就逐渐把把水田等同于水稻田，并把这一概念搬用到北方水利中来。这是一种误解，却影响到政府的决策。作者用这一观点诠释延续千年的关于北方（尤其是京畿）水利屯田方针的争论，令人耳目一新。 另一类论题是开创新的研究领域。《稻史》的内容涉及农具、品种、耕作制度、农业文献、有关稻作文物的名实考辨，以及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和中外稻作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稻史》的第一篇《食物的阶级性》就是属于稻史中的社会范畴。这当然不是指食物的自然属性，而是指不同的人群在消费中所体现的阶级性以及地域性。在农史研究中人们较少注意消费问题，从阶级性的角度研究消费更是少之又少，可以说这一论题打开了观察稻史以至观察农史的一个新窗口。《告乡里文》是没有收进徐光启文集的一篇佚文，作者围绕它写了三篇文章，从农业文献、农业文化、农业科技和农业经济的不同视角进行剖析。其中的《传统农学知识的建构与传播——以徐光启〈告乡里文〉为例》着眼于重农劝农的政治文化传统，将《告乡里文》和历代的劝农文作了对比，指出它虽然继承了劝农文形式，但却承载了乡里关系、本土经验，在实践基础上的传承和创新等不同于劝农文的新内容，同时分析了它所传达的知识是如何在多元交汇的边界和节点上延伸和发展的，从而对传统农学知识建构的模式作了有益的探索。等等。文集之所以取名《稻史研究》，而不称“稻作史论集”，我觉得作者是有深意的。它反映了作者稻史研究的旨趣，即并非孤立地研究稻的栽培及其技术，甚至不是以稻作技术为研究重点，而是把稻放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自然环境的总体中予以考察，为稻史研究搭建了一个比之前代更广阔的舞台。 再一类论题是在前人论述基础上的新探索。例如《江西水稻品种的历史研究》，是在游修龄《我国水稻品种资源的历史考证》的基础上，对一个地区水稻品种研究的细化和深入。这一类论题大多数是前人已有较多的研究，而作者发现其中尚有缺环或舛误，从而作进一步的探索和讨论的。雄生的思想十分活跃，无拘无束，不受任何成说的覊绊，勇于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与人商榷。这种商榷不是那种隔靴搔痒，“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而是指名道姓、明锣明鼓、真刀真枪的交锋。商榷的对象有知名学者，有外国学者，有自己的师友。例如，《也释“白田”兼“水田”》是与辛德勇商榷的，《从江东犁到铁搭：9世纪到19世纪江南的缩影》是与李伯重商榷的，《江南稻作文化中的若干问题略论》是和日本学者河野通明商榷的，《傣族古歌谣中的稻作年代考》是和他的导师游修龄商榷的，《试论占城稻对中国古代稻作之影响》，在肯定游修龄对中外学者夸大占城稻引进作用的批评的同时，对他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等等。这些文章对推动研究的深入大有禆益。雄生之所以敢于毫无顾忌地公开对他导师的某些观点提出异议，与游修龄先生的开明和大度分不开。游修龄先生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见解从不以为忤，他总是鼓励不同意见的讨论。雄生勇于商榷的习惯相当程度上是在开明导师的熏陶下养成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工作，室主任吴承明就告诉我们，老所长孙冶方说过：“外交上要求同存异，学术上要求异存同。”这句话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真是充满哲理的至理名言啊！学术除了需要学者自身的刻苦钻研以外，还需要学者之间的切磋和互动，学术是在不同观点的交锋中发展的。郑板桥诗云：“书从疑处翻成悟。”科学的存疑精神往往是走向真理的起点和基石。我和雄生之间也有过争论，收入《稻史》中的《析宋代“稻麦二熟”说》，就是和我商榷的，我也作了回应。我们虽然谁也没有说服谁，但他的商榷使我反思自己的研究有哪些不够周全之处，给我许多启迪，从而促进了我研究的深入，这是我应该感谢雄生的。独立思考，敢于提出不同见解并进行认真的讨论和交锋，我认为这是一个学者可贵的品质。现在这种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坦诚的争论实在是太少了。应该为雄生不囿成说、勇于论争的精神点赞。 从以上三类论题看，作者视野是开阔的，思想是活跃的，眼光是敏锐的，善于发现问题和捕捉“战机”。这对一个研究者来说是重要的。 《稻史》的另一个特点是，每篇文章都以丰富的材料说话，旁征博引，不发空论，给人以厚实的感觉。作者显然在材料的搜集、整理和消化上下过大工夫。举一个例子。《食物的阶级性》牵涉的领域是尚待开发的处女地，没有现成的完整记载，资料零散，需要作者从零开始发掘和搜集。除了常见的史籍外，作者大量引用了方志和笔记文集材料以补正史和农书的不足，旁及诗词小说（如《红楼梦》）、清宫档案、孔府档案、朱批谕旨等等，最新出版的一些杂志书籍也是作者搜罗材料的对象。一篇万把字的文章引用文献多达六七十篇，作者搜罗材料用力之勤可见一斑。 材料是基础，但光有材料还不够，还要有适当的方法，才能很好地驾驭材料，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论题，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但也有共通的东西。我是主张“史无定法”和“史有定法”统一的。就我的感觉而言，《稻史》中的研究方法，比较突出的是，每个论题各有不同的中心，但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而是把它放在与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联中，逐步展开相关的层次，使人对该问题有一个立体的认识。如黄穋稻的研究，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诸多名称入手，进而论述其性状和发展普及轨迹，又旁及同类或相似的稻种，深入细致地予以考证。同时从人口和社会需求的增长、江南自然环境和农业发展总态势着眼，评估黄穋稻在农业史中的地位和历史作用。指出唐宋以后中国粮食增长的两条路径中，与水争田比与山争地更为重要，因此，耐涝、早熟、适于在洪水到来前和过后抢种一季的黄穋稻，其贡献和作用比占城稻大得多。这篇文章在翔实史料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见解，发前人所未发，引起国外研究者的重视。对于雨量器，作者把它放在整个雨泽上报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予以阐述，又着重考察了雨量器在古代中国之命运。文章指出，中国秦汉就有雨泽上报制度，宋以后标准雨量器的概念也已形成，但由国家制定并推广的标准雨量器始终没有出现，更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观测网点和统一的标准。为什么会这样？作者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包括官僚制度下的腐败和虚报，雨泽测报双重标准造成的混乱，天人感应观念的束缚及其引发的政坛缠斗等。这样，雨量器这个天然降水的测量器，就像一个万花筒那样，从中可以窥见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等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告乡里文〉所及稻作问题》对《告乡里文》的解读，围绕水灾以后如何恢复水稻生产这个中心展开，涉及生态环境、自然灾害、水稻品种、稻作技术、水利灌溉，地区之间稻种与技术的交流，应对自然灾害过程中的政府行为、技术措施和邻里关系等诸多方面。在文章最后部分对江南经济史有关问题的讨论中，作者指出，明清的江南作为东亚最发达的地区，其经济依然非常脆弱，劳动生产率不高，自然灾害经常威胁着农业生产，但农业专业化和商品化趋势有所发展，水灾过后恢复生产的措施因而有了新的选择（如买种重种和买秧重栽等）。作者批评了学术的碎片化和平面化的倾向，但他不认同通过GDP的计算对江南和西欧经济进行量化和比较的做法，因为复杂的社会规律不能用方程式精确表示出来，GDP不能告诉我们真实的生活。研究江南经济史关键还是要回到经济的基本面，把握它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众多的江南人口赖以养活的水稻生产。对于如何克服学术的碎片化和平面化，学者尽可以见仁见智。但《稻史》的稻史研究，确实能够给人以立体感。 《稻史》对稻史研究的开拓和创新是多方面的，称之为农史研究近期的重要成果，我想是会得到农史界同仁的认同的。它在稻史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属于后来研究者不能绕开的那类著作。 (责任编辑：admin) |